《待遇》第27章

这样的人冯国富见得可不少，不说也罢，只说：“刚才你扯我衣角干什么？”小曹说：“老书记就是那个汪菊花坏的事。”冯国富有些讶然，说：“她怎么坏的事？”小曹说：“汪菊花已跟杨进仕离了婚。”
冯国富夫妇吃惊不小，问小曹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曹说：“汪菊花虽然出身农村，可她长得好，人又活泛，不是为了解决工作，她怎么看得上杨进仕？结婚后也就不怎么将丈夫放在眼里，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只是当时老书记还是市委主要领导，她还不敢怎么样，老书记去人大后，她就无所顾忌了，好上了别的男人，最后闹到法庭上，离婚了事。”
如今这种事情太多，大家都已见怪不怪，照理儿子离了婚，杨家山实在犯不着气得中风。冯国富说：“这个儿媳得来确实不易，这事摊到谁头上都来气。只是我跟杨书记共事多年，知道他是个有肚量的男子汉，儿子离婚还不至于把他击垮吧？”
小曹说：“你知道汪菊花好上的是谁吗？”冯国富问：“谁？”
“交通局那姓金的杂种！”小曹说，“汪菊花还没离婚，姓金的就将她提为要害科室的科长，将交通局的重要项目交给她管理，局里的人背后都说她是二局长。等到汪菊花一离婚，姓金的就送她一栋别墅，让她从二局长变成了二奶。”
这家伙出手这么恨，倒是冯国富怎么也没想到的。当年在部队当兵时，姓金的就是杨家山为团长的团部战士，转业回地方后，又在杨家山一手培植下，从普通养路工人转干调进机关，两年干部三年股长四年科长，最后做到市交通局副局长和局长。杨家山对他可谓恩重于山，说是他的再生父母，一点都不为过。不想杨家山大权旁落后，这个家伙竟对他的儿媳下了手。一个视为己出的老下级，心肝都掏给了他，到头来却是这么一个混帐东西，如此做得出来，杨家山不中风，那才怪呢。
冯国富浩叹一声，一时无话。只恨杨家山自己失察，看走了眼，当白眼狼做知己，视无赖之徒为贤能，利用手中特权，将其一步步扶到交通局长这样的显位，最后才遭此报应。冯国富很是悲哀，当权者用权不慎，以至害人害己的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本来就郁郁寡欢，老领导又出了这事，这个春节长假，冯国富也就过得了无意趣。
看看假期快尽，阴沉了多日的天空忽然下起雪来，纷纷扬扬，飘飘洒洒，一夜工夫就将大地铺了个严实。雪地里偶尔有人走过，留下一行行脚印，只是很快又被还在不停地下着的雪填白。地处南方的楚南已经好多年没怎么下雪了，冯国富心头生出一份久违的惊喜来。遥想少小时，乡下好像年年都要下一两场大雪，小伙伴们在雪地里追逐嬉戏，打雪仗，堆雪人，好不过瘾。
不觉离开乡下已快四十年，蓦然回首，人生仿佛雪地里那深深浅浅的脚印，倏忽间已杳无痕迹。
忽又记起唐人的诗来：寂寞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首明白如话的小诗，简直是支无声的小夜曲。山远屋贫，犬吠人归，雪夜的白色是寂静的，浸人肌肤。这是冯国富最初读此诗时的感受，不知怎么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诗里读到的不再只是苍凉和清寂，更多的是悄悄蕴含在这苍凉和清寂里的温馨。冯国富暗自嗟叹，是不是这样的温馨与我们相去甚远，才越发觉得它的难得，容易被打动？人也许就是这样，贫穷的岁月缺乏物质，却不缺乏温情；风光的日子看去热闹，却往往徒有热闹，寂寞难耐；而什么都有，包括财富和权力都可任意挥霍的时候，我们便常常那么无奈而又无助。
冯国富正这么胡思乱想着，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陈静如喊他回屋。冯国富这才恋恋不舍离开了窗台。
原来竟是李总。李总喝口陈静如递上的茶水，向冯国富解释说，他早就应该上门的，只因公司的事情，春节都不得安宁，一直出差在外，昨晚才匆匆回到家里，今日便赶了过来。冯国富笑道：“这就是资本家的本质，为了追逐利润，什么都扔得下，连春节这样的传统大节也可以抛妻别子，远走高飞。”
跟冯国富打了大半年交道，李总也就放得开多了，说话变得随便起来，当即笑道：“冯主席这是抬高我了，我哪算得上资本家啰？过去的称呼贴切，叫个体户，现在说得好听，叫私人业主。说白了就是没娘崽，要资金，银行不给；要场地，政府不批；要销路，部门设阻。好不容易搞出产品，还没上市，伸手要钱的各路诸侯便饿狼一样全都扑了过来。市场是残酷无情的，看得准，顺风顺水；看不准，走投无路。中国人又喜欢跟风，技术含量不高又有利润的产品，你能生产，他也能生产，最后混战一场，同归于尽。投资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别人不容易跟，那得大投入。大投入还是不怕，怕就怕你投了进去，刚有点效益，国家一句话，这产品只能由国家生产经营，那你只得爬到楼顶往下跳。还有诚信危机，产品销出去，资金回收困难，而款子没到户头上，钱就不是你的钱。春节期间我走南闯北，跑了十多天，除了摸市场底子外，主要就是去收帐，能要的尽量要些回来，不然开春后，肥料要下田入土，你没经费购进原材料，耽误生产，公司只有关门歇业了。”
听李总如此说，冯国富才意识到办公司赚钱，也挺艰难的。原来条条蛇都咬人。冯国富不由得想起一位姓谢的老熟人，他原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科长，手中管着市直和县区某些部门的业务经费。见文化单位的人开网吧，教育部门的人搞印刷，银行里的人经商办厂，公检法司的人经营茶馆和洗浴业，谢科长也不甘寂寞，在一个偏僻小巷开了一家小餐馆，人家找他拨款，除了献上大额红包，还得请他上他开的馆子里吃饭喝酒，并高价购了他馆子里的高档烟酒送他，说是他的馆子不会有假货。其实他也搞不清是真货还是假货，反正那些烟酒也不是进货进来的，都是人家朝贡朝给他的，馆子家里，家里馆子的，不知打了好多个来回了。世上还有这种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钱可赚，怕是没几个商人或厂家有这样的财运。因此数年下来，谢科长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后来到了退二线年龄，谢科长头天离开科长位置，第二天他的馆子就再没人肯去关顾了，只得关门大吉。在家闲了一段时间，谢科长觉得实在无聊，便拿出过去赚的钱，与人合伙办起厂子来。这时他好像才知道，办厂竟然还要找工商税务环保等部门办证件，交税费，过去开店做生意，一切手续人家几乎都给他省掉了，没法省的也会主动送到他店里去。还得求人购进原材料，闯市场找销路，至于产品销出去后，客户不给钱，下跪都没用。这样厂子办了不到两年，家里的存款全部贴进去不说，还欠下一屁股债务，再没法办下去，只好停产，将厂里的设备当废品卖掉，回家抱孙子。没发财，倒发现一条很有意思的真理，就是这世上还是当官或在机关里掌点实权，最好赚钱。此后谢科长逢人就爱宣讲这个谢氏真理，说这个真理虽然浅显，却是他用上百万的现金换来的。
相比之下，像李总这种无根无底，全凭自己拳打脚踢办公司闯市场的私人老板，实在了不起。冯国富也就对李总多了几分理解，跟他说了那个谢氏真理。李总听了，深有感触道：“可惜这个谢氏真理，谢科长们发现得实在太迟了点，若在位时能有所发现，那对我们这些纳税人，他们也许就会拿出不同的姿态来。”冯国富说：“是呀，我们的政府本应对纳税人心存感激的，纳税人是我们真正的衣食父母。可我们的官员习惯了居高临下，还没怎么学会善待纳税人。”
随便聊了一阵，冯国富换了话题道：“现在是公历二月初，政协会议将于月底召开。又是换届会，你就是再忙，怕也得赴会才是。”李总点头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冯主席费了这么大劲，给我弄了个常委，我不赴会，怎么对得起您老人家的栽培呢？”冯国富说：“对不对得起我的栽培，一点也不重要。我的意思是，你不参加会议，怎么知道做委员的滋味？”李总笑道：“做委员的滋味一定非常美妙吧？”
“当然美妙。”冯国富也笑道，“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关于纳税人的话题，平时你就是举上个高音喇叭，对着政府部门喊上三天三晚，也不会有谁出来理睬你。可政协会上，你写成提案，会后提案委员会再转交给有关部门，他们绝对会正儿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