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关头》第6章

“商业区有辆小汽车爆炸了……是一周前吧？”
“是的，是6月11日，正好是一周。你对这起事件有什么看法？”
“是不是那位从英国去香港访问的律师？他是伦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
“是乔治·唐纳森。他是此地菲奇、唐纳森和帕特里克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这是一家名气很大的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知不知道这起爆炸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谁，为什么乔治·唐纳森是爆炸目标？”邦德问。
“总督官邸曾接到匿名电话，声称是中国操纵了这起事件。但是为什么唐纳森会成为攻击目标，这仍是一个谜。”
“唐纳森去香港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待会儿再谈。你知道两位中国官员遇刺的事情吗？”M又问道。
邦德记起来了。“哦，知道，就在几天前吧？”
“13号。”
“不错，夫人。两位北京来的官员在购物中心被一个穿军服的家伙杀死了。”
“准确地说，是穿英国军服。这两位北京官员正同香港政府一起进行香港回归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们趁工作间隙想买点儿纪念品带回中国。就在这时，有一个穿军服的亡命徒镇定自若地朝他们走过去，拔出自动手枪，打死了他俩。事发后据目击者说，这个开枪的家伙迅速跑出商场，消失在人群里。据我们所知，枪手肯定是白人。”
“在过去的一年里，气氛一直很紧张。人们如梦方醒，回归已到了最后时刻。”
“如梦方醒只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M接过话头，“人们开始恐慌。两天前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什么事情？”
“一颗炸弹把香港仔深湾的一家画舫餐厅送上了天，当场炸死了33个人。死者中还有在港的英国商界要人。”
这对邦德来说还是新闻。
“报告可能已经送到你的桌子上了。第一起事件令人不安，第二起事件令人困惑，　而第三起事件让首相都跳了起来。007，一定出了什么事情，肯定不是好事。爆炸发生的第二天上午，总督府又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说是中国干的。”
“是的”
“是吗？只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更具体的吗？”“只提到香港北面的广州的一位商人，姓王。媒体抓住这条新闻，闹得沸沸扬扬。不用说，局势更加混乱了，反共团体借此大造舆论，民主派也不甘示弱。首相已与北京通了话。“而中国方面断然声称：对此一无所知。”
“是这样，　007，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指责我们在购物中心枪杀了他们的两位官员。”
“听上去似乎有人有意在香港回归前制造麻烦。”
“嗯，肯定会有麻烦。香港人担心中国会提前接管，使和平交接成为泡影。就在昨天，九龙的旅游区发生因过度恐慌引发的事件。”
“这不是政治家们的事情吗？”
“通常讲来是这样的。”M说，“但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兴趣。”
但她没往下说，　直到邦德发问：“那是什么事情呢，夫人？”新M看来是想卖个关子。
“这三起事件——唐纳森送命，两位中国官员遇刺，还有水上餐厅被炸——都与一家有亿万资产的国际航运贸易公司有关，这家公司由一个历史悠久的英国家族控股并经营。”
第四节 秣马厉兵
M按了下右边控制板上的按钮，　屋里的灯光暗了下来，墙上挂着的康定斯基的画朝天花板徐徐上升。嵌在墙壁里的电视机荧屏亮了，上面出现一个标志：欧亚有限公司。
“欧亚公司是香港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　”M介绍道，“你会在这本卷宗里找到所需要的全部背景材料。”她指了指桌边上一本淡褐色的卷宗，“我简单地跟你说一些细节。”
邦德拿起卷宗，但没有打开它，聚精会神地听她讲。
“这家公司于1850年成立，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时，香港割让给英国还没几年。007，有关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你记得多少？”
邦德清了清嗓子，说：“扼要地讲，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由于中国拒绝向西方国家开放港口。我认为战争的导火索是发生在广州的一起事件。中国政府从广州的美国商人那里缴获了相当数量的鸦片，并就地销毁。”
“确切地讲是2万磅鸦片。　”（编者按：本书关于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叙述与史实有出入。　如当时中国政府从广州的英国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不是“2万磅”　，　而是2万余箱，　每箱约50一60公斤。后文中说中国官员犯“错误”登上“箭”　号英国船，亦与事实不合。）M补充道，“在那个年代，那些鸦片价值三百万英镑。鸦片贸易是一桩魔鬼生意，但在19世纪它却是最有价值的商品。问题的症结正如你说的，中国不愿意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他们十分不情愿向西方开放广州和澳门的港口。我们的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30年代前垄断了广州的贸易，然而，对中国的茶叶、丝绸以及瓷器的需求势不可挡。”
“做生意不容易，”邦德接着说，“我似乎记得他们只能在广州附近做买卖，不得进城……”
“是这样，　”M说，“所有的生意都要经过中国商会批准，腐败泛滥成灾。中国的限制反而促使商人们要在华南沿海一带找一个能进行自由贸易的地方。当时出现的贸易失衡大大有利于中国。单是茶叶一项，就造成了中国一比六的进出口顺差。而中国方面对西方商人提供的商品，也许除银子之外，一律不感兴趣。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它并不需要我们。”
“就在这种情势下，鸦片贸易应运而生……”
“完全正确。商人们发现中国有一部分人渴望得到印度鸦片，而当时只有我们美国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就冒出好几家美国大公司。回想起来，我认为这是被肮脏的交易，但它却迎合了当时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伦理，那些鸦片商人昧着良心做他们的生意，这时中国政府已开始关注鸦片贸易。毫无疑问，吸食鸦片是一种恶习，它不但吞噬灵魂，败坏道德，而且也导致了对英国的贸易逆差。终于在1839年，中国皇帝派了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结束鸦片贸易。当时的英国商务总监名叫查尔斯·义律，中国人勒令他交出英国商人所有的鸦片。”
“他照办了。”
“不错。商人无奈地看着中国人销毁鸦片，这可是砸了他们的饭碗，于是引起了冲突。1840年，一支远征舰队抵达香港，其使命是要中国政府对销毁鸦片道歉，并作出赔偿，从而保证英国在中国沿海能有立足之地。”
“这完全是一边倒的战争，是不是？”邦德明知故问。
“是的。中国对英国战舰毫无准备，1841年的一纸协议，战争暂告段落，但这协议一直没有签字。该协议承诺对没收的鸦片进行赔偿，允许英国商人重返广州做生意，同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当然，中英双方都对这样的结局不满意。于是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直到1842年中国被迫在《南京条约》上签了字，其结果便是拱手交出数以百万计英镑的巨额赔款，并对英国开放好几个港口。”
“香港也正式割让给了英国。”
“按条约规定是‘永远割让给英国’　，”M补充道，“香港于1843年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中英间也由此恢复了贸易。我们无须遮掩这段历史，不过，我想你应该知道美国是如何得到九龙与新界的吧？”
“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邦德回答，感觉自己好像是在接受老师的提问。
“嗯。　现在我们更愿意称它为第二次中英战争。”M耸耸肩继续说，“这是中国官员在1856年犯下的一个荒唐错误所致，他们登上了一艘‘箭’号英国船，硬说它是海盗船，双方打了起来，战火又起。这场战争以在北京签定条约而告终。根据中英《北京条约》，我们得到了九龙。”
“又是永久性的。”邦德插话道。
“当然。从那时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了，中国政府还以鸦片贸易税为由，收敛钱财。在四十年后举行的第二次北京和会上，英方犯了一个大错。当时九龙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及其周围的二百多座岛屿都租赁给了英国，租期为九十九年。你知道，这就是后来的新界。”
“为什么新界没有永久割让给英国呢？”邦德问。
“由于英国外交大臣的疏忽。他原来期望签定一个无限期的租赁条约，若双方同意就可以签署条约。　但到头来他却同意签署一个为期九十九年的条约。　我想在1898年签署这个条约时，九十九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