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8章

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可能才是老美想要的规矩。而这种规矩，恐怕也只有在会议室中不那么讲究规矩的一群人，才有资格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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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幸运”的许宗衡
标签：　许宗衡 贪官 死刑 郑州 工程 分类：　公权批评　2011…05…11　10：17
言论作家黎明
曾见过许宗衡一面，感觉此人没什么智慧才华，比较善于采纳、运用别人意见可能是优点之一。这样的人，能混到高官位置总会有些庆幸因素，而他的幸运仍在继续中，并且，比起他以往的幸运，这次更幸运——过去是升官发财的幸运，这次是保住吃饭家伙的幸运。
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此前对许宗衡贪腐的报道，指其“历年贪污金额高达20多亿元”，“几乎染指深圳所有大型工程”，另有“消息人士指出”的卖官和“生活作风”问题等等。据此信息，许宗衡被媒体称为“新中国第一巨贪”，有的权重媒体也曾以“传许宗衡涉贪20亿，案情严重将判死刑”为标题发布过新闻，一般传媒受众多以为许宗衡必会被执行死刑。
与先前报道的许宗衡20多亿元的受贿数额相比，郑州市中级法院认定的“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大大“缩水”以至于实现了“质的不同”。再加“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于是“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判决理由似乎可圆满成立。
然而，以法律之专业眼光审视，郑州市中院提供的这条判决书信息却并不合格。比如，这里的“3318万余元”，是不是包含许宗衡主动坦白出来的受贿金额？它是侦查、监察后原本掌握的数额，还是许宗衡全部的犯罪事实？按法律文书正常的读写规则来理解，这一数字应该为许宗衡的“全罪”，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纪检与法院在许宗衡坦白之前，原本掌握的他的贿款数额有几多，许宗衡本人交代出的涉罪金额又是多少呢？
不要说这一问没必要，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许宗衡主动交代了什么、交代了多少不被司法机关所知的罪行，显然非常重要，这直接涉及判决公正与否，也涉及“人心”信服与否的问题。
许宗衡的“3318万余元”，并不是在5月9日的判决过程中认定的。据新华网郑州4月21日电，“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那个“3318万余元”的数额早就认定了，这次此数原封未动，审议过程中也未见任何一方的异议，现在公众震惊于贿款金额大大缩水，这反应其实慢了好多拍。
判决结果等于为许宗衡平了一次反，辟了一次谣。许宗衡涉贪20亿，这种信息肯定不会出自一般信息源，若非经“权威”和“内部”审查通过后发布，根本不可能。而今，只能认定数千万元，还是主动交代才达到的额度，这也差的太远，有“造谣”和“蓄意夸张”嫌疑了。所以，还应该质疑：夸大其辞到可以致人死地的报道怎么出笼的？是谁信口开河，拿媒体或其他机构的公信力当儿戏？
若司法机关本来落实贿款无多、掌握证据很少，同时又放“第一巨贪”的消息，那样的话就说明其中存在可疑的非正常因素；若许宗衡主动交代的数额远远大于已落实数额，则显得办案人脸上无光——可是，许宗衡要是交代出来的数额不多的话，那免死的理由就值得推敲了。我推测办案方难处不小，这或许是对传媒提供不全信息与含糊其辞的原因。
拉出一个“贪官死刑名单”，可见从胡长清等至今有个明显趋势：死刑离贪官渐行渐远。同时可见，死刑后果与涉案数额的这些官关系也不甚明朗。民间一片严惩腐败、重典肃贪的呼声，即便杀声震天，但也没发生实际影响，而“废除死刑利于贪官”的意见，也由于贪官被执行死刑的案例减少而越显乏力。
贪官与死刑渐行渐远，原因当然不是通货膨胀、贿款贬值。像反腐决心等等别的非法治因素不好说，其中的部分“技术因素”倒是可以揭示一下。
第一，贪官退赔容易。自身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有许多作为巨富的亲友和同事，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筹款艰难。第二，立功容易。知道许多贪腐内幕，推出几个不重要的同事或下属轻而易举。第三，隐瞒或事发后“抹掉”贪腐罪行也容易。谁都怕官场地震，交代什么和不交代什么，这就是最大的交换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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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南海争端不可意气用事
2011。06。14　1条　推荐＇14＇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
（赵楚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军事世界POINT》月刊执行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近日由于中国海监和渔政船只在南海执法，引发了公众对南海问题的新一轮兴趣，其间媒体推波助澜，炒作邻国的抗议活动，许多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在网络甚嚣尘上。其实类似言论在过去钓鱼岛和其他事件上屡见不鲜，其要点无外两点：一、抱怨政府在处理主权争端问题上政策软弱；二、主张对一切涉及主权争端，乃至涉外争执均立即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不同意见即为所谓“汉奸”、“卖国”。
南沙岛礁及相关海洋权益争端，中国历届政府对主权属我的基本立场从未含混，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历史成因是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所致，并非政府政策不得力所致，进而言之，南沙地处中国最南端，主权的收复和护卫均需借助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而近代以来，我国海军因为内外压迫不能顺利发展，在长期内相邻海区尚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更遑论具备收复和护卫远海主权的能力。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中国从法理上恢复了对包括南沙在内的诸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但内战和战后的地区形势发展却使中国不能及时有效行使新复之权益，嗣后冷战勃兴，中越关系反复，而中国大陆海权未备，遂演化至部分主权岛礁被侵占。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相反，回顾自《威斯特发里亚条约》体系以来的国际实践，无数的案例显示，单方面运用武力，或借助战争胜利强行改变争端现状，总会成为更激烈的国际冲突的根源，而这些冲突一旦牵涉大国政治，则往往由局部演化为国际战略冲突。所以，虽然南海争端表面上仅为局部主权和权益争执，但背后蕴含的地区和全球政治含义不可忽略，而国家以外交稳妥为主要特色的基本处理方针，既符合现实维护主权的需要，也深具宏大的战略眼光。
现代海权斗争体现了地区和全球国际权力基础及结构的变化，南海作为地缘战略关键性的地区，其海权力量的消长牵动整个地区格局的变化和中美等大国现实国际权力的互动，毫无疑问，南海争端之所以日益复杂化，其背后的动力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海权战略。
美国开始在冷战结束后重返南海，并屡次重申保持在南海支配性存在的决心，这些或明或暗的政策宣示都是针对中国的含蓄警告，也体现其对崛起的中国新海权的焦虑与担忧，我们不能对此装聋作哑。换言之，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维护，不仅要靠中国坚强的海权实力，更要靠富于远见的战略规划和灵活、明智的外交作为。中美在亚太和本地区的局部力量均衡和战略稳定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必要外部条件，而双边和多边的地区睦邻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重要国家权益的争端，这本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常态，如何从宏大和坚毅的国家战略层面把握这些严峻课题，不仅牵涉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更影响国家未来的前景，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