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性主义》第31章

为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无意识概念，因为无意识概念的提出和证明摧毁了理性、主体性和意义，使它们成为不固定的。通过无意识概念，心理分析提供了文化决定论，可以用来抵制性别的生理决定论和生理身份论。 对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的批判意见是：心理分析基本上是一种男权制的话语，女性主义不应该借用心理分析的任何理论，而应当对它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    
九、女同性恋女性主义（1）
近年来，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日趋公开、活跃，女同性恋分离主义　（lesbian　separationism）　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她们提出“多元”（diversity）　口号作为对“变态”（perversity）　这一指责的回应。她们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要求隐私权的阶段，甚至超越了开办女同性恋酒吧、实业和项目的阶段，达到了要求开展广泛的公开讨论的阶段。”（Barrett　and　Phillips；　95） 早在50年代，一小群女同性恋者在迪尔·马丁（Del　Martin）　和菲丽丝·里昂　（Phyuis　Lyon）　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取名为“比利蒂斯的女儿”，这个名字来源于由古希腊著名女同性恋诗人萨福一首诗改写的色情诗。目前在美国约有600个同性恋者的组织，有大量的出版物。她们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活跃在各类传媒上；选举能代表同性恋利益的地方议员和行政长官；争取法律上对同性恋婚姻的认可。80年代，在美军中，女兵将近15万人，有大量的女同性恋者无意中在那里得以聚集，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平民生活中是难以相遇的。无怪乎有人说，曾经不敢道出自己姓名的爱已经变得滔滔不绝了。（韦克斯，第25页） 有的女同性恋者认为她们的文化被女性主义重新解释了。她们说，“女同性恋是实践而女性主义是理论”的口号不失为一个好的动员令，但它却歪曲了我们的历史。（韦克斯，第309页）　她们批评保守派，认为她们反对和压制了一切有关性、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严肃讨论。她们认为，性别主义是一切压迫的根源，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对男性霸权的威胁，女同性恋者必须组织起自己的运动以反对男性霸权。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猛烈抨击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攻击性性行为。她们还认为，母性是女性的优点，而不是女性的弱点。她们反对异性恋霸权，即那种以为只有异性恋才属正常范畴的偏见。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可以分为选择性的与“天生”的，当然关于同性恋倾向到底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的至今尚无定论。此处所说的选择性同性恋是指将同性恋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政治选择来实践的女性。关于女同性恋形成原因的理论可以被分为：生理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和社会政治选择论。所谓社会政治选择论这一成因专指那种以选择女同性恋生活方式作为摆脱异性恋压迫制度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一大批女性确实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些政治导向的女同性恋者选择将自己的生命、爱和精力交付给另一个女人，而不浪费时间经营同男人的关系。认为异性恋女性是与敌共眠。（Watkins；　111）从女同性恋中的三种成分可以看出，性倾向的差异是自然的、文化的，有时又是政治的。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认为，只有同男性分开，女性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她们强调分享与支持，强调性生活的和谐，反对就业歧视，争取保险、住房和财产权利，她们认为同性恋伴侣应当获得与异性恋配偶同等的权利，并积极争取这种权利。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争论焦点包括： 性活动：是任何形式都可以还是应当反对性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如虐恋关系。 倾向的选择：是天生的还是选择的，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否一定要先做一个女同性恋者。 恐惧症：许多女同性恋被诊断为“内化她们的同性恋恐惧症”，把社会歧视说成心理疾病。 结婚与否：异性恋占有性、爱、婚姻、家庭之权利，女同性恋应当争取同性婚姻。 双体制还是单体制：异性恋与男权制是一个体制的两面，还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种制度。 女同性恋母亲：抚养孩子的家庭环境缺乏刻板的性别示范问题。 女同性恋的不可见性：无论在异性恋霸权的社会还是在同性恋世界中，女同性恋都面临边缘化的问题。 女同性恋被视为女性男性化：异性恋的男女两分思维以及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两分思维总要将女同性恋关系中的角色比附于异性恋关系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不能够接受性别模糊或混淆的状态。因此，女同性恋往往被视为女性的男性化，而不被当作正常女性看待。 1988年，美国通过了新的地方政府法案，其中第28条款竟然还有这样的规定：禁止“提倡同性恋和假家庭关系”，禁止“在学校接受同性恋的教育”。（Charles；　186）这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所面临的社会现实，证明同性恋权利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世纪90年代，酷儿理论横空出世，它是一种全新的性话语。而酷儿政治可被追溯到60年代和70年代。酷儿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身份批判的过程。在酷儿理论中，身份形成和身份政治是中心论题。酷儿一词被用来指称这样几种人：第一，同性恋；第二，对某人有感情；第三，拒绝接受传统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分类的人，挑战的欲望超越了异性恋规则。 女同性恋研究摆脱了男同性恋研究，在近年来发展为酷儿研究和女性主义的研究。酷儿的视线一反70年代和80年代求人接纳的正面描述同性恋的姿态，故意去探索变态，观照性欲的“下腹部”，探察同性恋关系中的暴力、嫉妒、不平等关系、占有与背叛。在90年代做一个酷儿，就是对你自己的性和你的政治保持热情，而采取一种“现身”的策略或生活方式，对主流的趣味和敏感采取不屑一顾的不让步的态度，将快乐视为真正自我的一种表达。（Robinson；　et　al。；　60…61）    
九、女同性恋女性主义（2）
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批评是：它只适用于女同性恋者，不适用于其他人群，因为女同性恋者认为异性恋比男权对她们有更大的压迫，因此许多女同性恋者更倾向于选择酷儿理论而不是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的影响与局限性在于：这个90年代兴起的新理论的主要口号是：“一切坚实的东西都消融在空气中。”（Dunphy；　29）所谓坚实的东西包括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以及一切可以说得出来的分类。这些分类和身份的消融固然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解放感，但是也使一切现实斗争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作为具有战斗性的女性主义，这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    
十、其他女性主义流派
1、权力女性主义 权力女性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其代表人物沃尔夫（Naomi　Wolf）认为，女性主义犯了一个错误，即强调女性是受害者、受压迫者。权力女性主义告诉女性：女性不是受害者，除非她们选择去当受害者。女性对于现状应当负起个人责任，包括进入传统属于男性的领域。她们应当自我赋权，使自己在社会上、职业上、政治上与男人平等，鼓励女性使用男性的工具——金钱、选票和政治批判，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权力女性主义反对反强奸游行，认为这种游行是自毁自贬，她们把此类游行示威称为“哀鸣”。她们认为，参加反强奸游行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把自己摆在了弱者和受害者的位置，是一种乞怜的姿态。而与其去向男性乞怜，不如直接去做一个强者。 权力女性主义还反对事事要讲“政治正确性”的做法。“政治正确性”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概念，随后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它是指一整套关于对与错的信念，要求人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保持政治上的进步立场，其中包括不能歧视女性，不能歧视同性恋等等。例如女性主义用“政治上不正确”指责右派，认为女性一般来说社会地位在下降，其中包括贫困的女性化，男性放弃做父亲的责任，性暴力，性骚扰等。 权力女性主义批评左翼知识分子的“种族…阶级…性别”区分意识形态味道太重，总是要求人们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导致了教条主义的不宽容气氛。解构所有的价值导致了学术危机。政治正确性不仅被用于左右两派的论争，还被左翼用来攻击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