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34章

“我不是不相信你，这话我也说很多遍了。照你的逻辑，你说将来要怎么对我好的那些话，也算是在说还没发生的事吧。”
“我承认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我们就直接说已经发生的事，好不好？”
“唉，已经发生的，有一些是我不好。走到这一步，我也不想标榜那都是为了你好。我还是为自己考虑了不少的。我都是这个年纪的人了，你知道，我一直想要个孩子，现在都有些晚了。”
玲姐想要个孩子的事，她以前也对我谈起过。她还没离婚的时候，在同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丈夫有了外遇。她悄悄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夫妻冷战。这天晚上她又旧话重提，让我又感觉到了那种曾经有过的心疼。我抱紧了她，她的身体温暖柔软，肚子轻轻起伏，呼吸的气息吹在了我的颈子上。我能意识到我抱着的是一条生命，一条需要也有权延续生命的生命。
我说：“这事是不能再拖了，我们还是赶紧去登记吧。”
以前谈起生孩子的事时，我没表过态，因为我还没到我所在的区规定的结婚年龄（男方２２岁）。
玲姐动了一下，说：“不要说傻话了，我怎么能嫁给你？”
“怎么不能？法律规定我们不能结婚生孩子吗？”
“你知道这不关法律的事。你也从来不为我想想。”
“有什么好多想的。在我眼里简单得很，我们像大多数人一样，遵纪，守法，结婚，生孩子。”
“又在说傻话了。”
“看看，我一说这些，就是傻话。我不说这些，你又说我不为你着想。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拉亮了灯，坐了起来。玲姐把我拉了下去，抱在她怀里。　她轻轻摸着我的头发，不停地叹着气。
“天儿，你别这样任性好不好？你才２２岁，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去好不好？我这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心里不好受，我也不好受。我不好受，只能怪我自己，你不好受，也应该怪我。你要发脾气，你就发吧，只要你觉得好受一些。”
我又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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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不想发脾气，只想要一句痛快话：你是不是一定要跟我分手，要嫁给那个姓易的？”
“你，你一定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不跟你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了吧？要不要我帮你说出来？你干嘛不直接说你就是变心了呢？”
“我没有。跟老易的事情一直想跟你说，一直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拖下来了。早知道你要这么说，还不如干脆让你觉得我变心了算了。”
“没有变心啊？真的啊？那我们还争什么？下次那个姓易的还敢来找你，惹毛了我，哪一只脚先进门我就把那一只脚剁了！”
“你就会胡来。你就会说这样的气话。你不是说要遵纪守法吗？人家老易也是有这个权利的。”
“那好。公平竞争。划下道儿来吧。”
“划下什么道儿来？”
“文比还是武比？什么条件？多长时间？让我跟老易过过招。”
“你不要这么固执和胡闹好不好？”
“你要我就这样放手？我怎么会甘心？”
“唉，我就知道会这样。算了算了，不说了，睡吧。”
“我不困。要睡你自己睡。”
接下来玲姐只好也坐起来，陪着我说话。说不得，我只好继续吓一吓她，告诉她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具体要怎样，我没有说，让她自己去想。她眼睛转了转，好像是有点给吓着了。她答应再想一想，暂时不跟老易结婚。接着要求我不得在外人面前胡闹，继续当她的“表弟”。我忙不迭地答应了。在那一刻，我觉得只要她暂时不跟老易结婚，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只要争取了时间，就不怕不发生变数。我知道她这一招使的很可能是缓兵之计，虽不是我想要的最好结果，但也算是颇有收获了。
她关掉灯，再次拉我躺下来。我乖乖地躺下来了。
第八部分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玲姐的交往可以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她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也许，她觉得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需要拿出耐心和时间来等待变数。我也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她答应我暂缓跟老易结婚（原定春节），但真正怎么样我要等到春节才知道。况且在此之前的折腾，我消耗也不小，也需要休息一下。
一些零星的温存和冷漠分布在漫长的平淡里。我努力用工作来对付平淡。那些工作本来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需要做了，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加我的筹码，还可以转移我的焦虑。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能一刻不停地在这座城市里跑来跑去。但只要有空，我还是会去玲姐那里看看她。我觉得应该保持小规模的浪漫攻势。有时候我会为她写一首小诗，或一首歌词，或几句话，就写在卫生纸上，她的记帐簿上，她常读的电视报上。有一个傍晚，我还把折叠餐桌搬到了阳台上，铺上一张新桌布，拿出葡萄酒和两只水晶玻璃杯，点上了蜡烛。然后我坐在烛光里等着她。外面下起了雪，雪片轻轻扑打着包封阳台的玻璃，像在轻柔地絮语。
整个冬天我都很忙。随着互联网投资持续升温，钞票跟雪片一起落进了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我得时刻准备着出门抓几把。公司里多数销售员都不是通信专业出身，对通信系统产品的了解，往往不及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起来困难比较大。看见我和几个专业出身的同事连连得手，有些人就去销售部经理那里吵闹。经理只好决定，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必须一个专业的和一个非专业的组合在一起。我挑的搭档是粘糊小妹。
再次见到粘糊小妹的时候，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巾。走进了有暖气的办公室，她也不把围巾取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为和阿伍的事吞过两次玻璃，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把她的喉管切开，她的颈子那儿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知道这些后，我每次看见暗红色的围巾都不舒服，像看见了凝固的血一样。粘糊小妹自杀未遂的事件给我震动不小，让我面对许可佳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我既想把话说清楚，又不想伤着她，结果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主题。
这年冬天，我跟许可佳不时见一见面，去各种时尚的餐厅里吃一吃饭。有时候我很不愿意相见，面对她，我心理压力很大。她在那种特定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门前，像一个火堆出现在一只快要冻僵的动物面前。我生病期间虽然没有跟她怎么样，也没有明确关系，但我不能不承认我跟她已经有了历史遗留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见面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可一旦见了面，我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她平和地接受我的想法。常常是她问几句，我答几句。我不忍对她太冷，太狠，我深知太冷太狠她受起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她因为我而留下身体创伤或心理创伤了，我觉得那真是一桩罪过。
有时候许可佳会来我的住处看看我，不过没再在我这里过夜。上次我生病的时候，她在我这里住过两个晚上，她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像要杀了她一样。她父亲还为此跟她母亲吵过一架，两个上了年纪的人都在客厅里蹦蹦跳跳的，据说最后是她母亲赢了。许可佳告诉我：“我妈说，想住在外面尽管住，只要我结婚的时候还守身如玉，家里就多我送一万美金。”接着，她转了转眼珠，告诉我最近她天天思想斗争，盘算着这笔买卖值不值得。虽然我对她母亲顿生敬意，但许可佳的话仍然让我心惊肉跳的。她不用亲密行为紧逼我的时候，我觉得她可以算是一个很令人温暖舒服的朋友，可要是哪天万一不小心，让许可佳在我的床上完成了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我不跟她结婚我简直就要从人变成不是人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不小心是很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坐在床上吹一只避孕套（她说是她妈妈从医院里拿回来送给她的），吹成一只气球扎起来，然后一次次抛向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我差点希望自己不是人。有个声音对我说，可以做点什么，跟这个女孩一起做点什么不正是玲姐希望的吗？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太卑劣了。又是几分钟后，我对这种道德的自戕失去了兴趣，因为道德的自戕太容易了，也太脆弱了。幸好那只吹鼓的避孕套及时爆掉了。
打这以后，我尽量不让许可佳上我的住处来考验我的意志，虽然每次拒绝都不是很坚决，但也够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