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1章

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作者：丁玲
内容简介：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代表作品之一，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小说描写了1946年华北农村的土地改革斗争，翔实细致地表现了社会各阶级在时代风暴面前错综复杂的关系，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发表后处于初期阶段的华北农村的土改斗争。小说原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但就已成的部分看，结构有头有尾，人物生动活泼，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已经是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作者以顾涌的出现为全书开头，并且选择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十分敏感；与此同时，他又和农村各阶层保有密切复杂的联系；而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也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并系到土改运动能否顺利开展（作者原想表现工作组在这一问题上发生的偏差，后因写作计划改变而未能在现有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者让顾涌最早出现还有一个用意，即通过他替亲家转移胶皮轮车，一开始就烘染出当时的政治气氛——蒋介石反动派正要向解放区进犯，土改斗争是在十分复杂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正文
重印前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这本书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它应该在广大的读者中经受风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后的十年中，是比较平稳的十年，我听到的反响不算多。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大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对《桑干河上》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容易接受。新解放区广大的读者，对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又是极为向往、急于了解的，因此尽管我也听到过对这本书有这种那种的善意建议、不理解、某些不满或冷淡，但大都还是顺耳的反映。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动荡，社会情况不一样了，读者的变化也很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必定还要经受新的、更大的考验。我欢迎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作家是有益的，对一代文风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
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为人民熟悉热爱的作家。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向，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继续深入生活，热爱人民，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作品，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对农民革命、对农村阶级斗争、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很不够的。这本书只是我的起点，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也从来没有以此自傲过。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
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我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种各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点体会。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路，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以出版，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经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报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