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16章

当时，许多书贩为了争取《海南纪实》在某一地区的发行权，提着名烟名酒名茶和各种珍贵礼品和回扣的意思，来找公社成员。但大家均能保持纯洁的精神风貌，没有一个人拿回扣，所有的礼品全都交公，搁在办公室里，直到韩主编倡议把它平均分配给各个成员。尽管协议规定成员及其家属的医疗费可以报销，但两年下来报销医疗费的总和不到一万元。
杂志风靡全国的势头，让同人们满怀憧憬，他们想象着将来事业的拓展和个人生活的灿烂前程，谁都没有意识到，如此蒸蒸日上的事业没满一年就走到尽头。1989年内地发生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有过###经验的韩少功，尽管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热闹心存疑虑，处理稿件也十分谨慎，但在年底全国数百家停刊整顿的杂志名单上，《海南纪实》还是入列其中。
就在韩少功为《海南纪实》忙活的日子里，老朋友莫应丰身罹癌患，离开了人世。莫应丰一度出仕当官，迁至湖南省文联的领导，终为官场诸多事务所苦恼，沉湎于白酒开示的意境之中。就在韩少功他们在海南创办杂志的同时，这个汉子重新振作，禁烟戒酒，辞掉官职到岛上来筹办农场，决心开辟新的生活疆土，整日骑着单车挥汗如雨地奔走于热带阳光下。然而，就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人却重重地倒下了。在他住院治疗期间，韩少功曾到长沙去探望。经过开颅手术和放射治疗的他已经面目全非，时常注视着天空喃喃自语，问一句：“然后呢？……然后呢？”相惜多年的朋友最后见面，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说出声音，只能默默对视和久久地抚握。莫将自己抄写的苏东坡诗句“夜雨对床应有时”送给了韩少功，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期待和遗憾。面对这位曾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好汉的夭折，韩痛惜良深，写下了动情的怀念文章《然后》。文中有这样的感慨：“岂止是为官，就是发财、出洋、归隐、恋爱、堕落、行善，等等，这些活计干久了，要干得有滋有味都颇不容易。倘若不把过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没有在过程中感受到辛劳的愉悦，那么欲望满足了便会乏味，目标达到了便会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心惊。”（《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公社瓦解，虽属意料之事，但它来得太快了，而且不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造成的，更不是由于经济上的亏损导致的，这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杂志最终被停刊的消息从北京传到长沙的那个夜晚，杂志社的部分同人聚集在一处喝茶。蒋子丹女士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家唉声叹气之余惶然不知如何是好，韩少功却显得相当淡定，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人家不让做，咱们就干点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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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自叙（1）
干点别的什么呢？
从政为官，不失为人生一条大道，而且这条道路很早就为他敞开了。他二十九岁就是省青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在省工会和省作协曾被当做“第三梯队”的人选考察。但依自己的经验，在不能得到革新的体制下，最好的官往往不过是把一个单位做成一个“维持会”，一个清官不用说是做实事就是要当下去也不容易。另外，他是一个性格独立，喜欢清净和独行的人，深知官场上复杂而等级分明的人际关系，并不利于这种个性的舒展。他曾给“科长”一词写下释义：“比副科长有更多机会和更多义务，对不好笑的话哈哈大笑。”
这段时间，他经常独自一人到海边漫步，面对荒凉的海岸和无边无际的天空，面对沉没的太阳和不断涨起的潮水，静静地阅读一度被忽略了的自然之书，倾听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重新梳理有些苍茫的思绪。散文《海念》记述了他这一时期的心理过程——
大海老是及时地来看你。
大海能使人变得简单。在这里，所有的堕落之举一无所用。只要你把大海静静看上几分钟，一切功名也立刻无谓和多余。海的蓝色漠视你的楚楚衣冠，漠视你的名片和深奥格言。永远的沙岸让你脱去身外之物，把你还原成一个或胖或瘦或笨或巧的肢体，还原成来自父母的赤子，一个原始的人。
还有蓝色的大心。
当人从大海的深邃辽阔和湛蓝找回自己原始的大心，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像是海面上小小的浪花，所有的计度也就被风刮走，变得无谓了。回想起《海南纪实》末期出现的那些刺痛人心的事情，他也有了几分释然、豁达和豪迈，“你为他们出战，就得牺牲，包括理解和成全他们一次次的苟且以及被收买的希望”。在无人的海边，他询问自己：
你是不是生气了？
现在想来有点不好意思。你真生气了，当了几天气急败坏可怜巴巴的乞丐，居然忘记了理想的圣战从来没有贵宾席，没有回报——回报只会使一切沦为交易，心贬值为大粪。决心总是指向寒冬，就像驶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远去的背影不再回来，毫不在乎岸边那些没有尸骨的空墓，刻满了文字的残碑。多少年后，一块陌生的腐烂舷木漂到了岸边，供海鸟东张西望地停栖，供夕阳下的孩子们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关于狗的歌。
人在少年时代，给自己生命取向的时候，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方向上遭遇的种种可能，随着岁月的增加，当这些隐秘的可能性渐渐显山露水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这个时候要改变初衷也还来得及，但韩少功不打算修订自己少年的梦想，事情的严重反而激起了他更多承担的勇气。他深深地意识到，一个人对自己精神生活的选择必须是一厢情愿的，而且应当是义无反顾的，不能以别人的认同、支持和社会的回报为条件。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无待。“你在遥远的山乡的一盏油灯下决定站起来，剩下的事情就很好办。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权势面前腿软，都认定下跪是时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这并不特别困难。”在散文集《海念》的后记《南方的自由》里，他再次表达了这种决心：“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词。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点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还不需要预付悲壮。”他把自己这种“在相同条件下作出不同的选择”的自由，称名为“南方的自由”。
一番权衡之后，他觉得还是退回书房，干自己的老行当有意义些。尽管变革中的中国不断提供新的机会，尽管各种行业都可以通往成功，但对文学的选择对于他具有特别的意义：“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因为，“当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当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语言来养育和呈现，语言的写作和解读就已经超越了一切职业。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敏感，才总是力图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某一片星空”（《为什么还要写作》，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与一般作为生存手段的职业不同，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职业，关系到一个人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一个人灵魂的归宿，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方式。但在这个时代，人内心虔诚的关怀要么成为一种隐私，要么被当做一种笑料。他只能用隐晦的语言表达自己心底对于文学的寄托。
幻想自叙（2）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入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就那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一切就可以与你完全没有关系。
《海念》一文和散文集《海念》的后记《南方的自由》，是韩少功作品中少有的内心独白，也是一个人反对种种向金钱和权力投降缴械，捍卫精神自尊的宣言。其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圣战”这个让许多人敏感的词。本质上，韩少功从来都不是一个游世者，他内心深处有着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