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1章

与名作家灵魂对话：韩少功评传（选载）　作者：孔见
城墙边上的童年（1）
如果母亲没有记错的话，韩少功出生的时间应该是1953年1月1日深夜。照说这是新年的第一个日子，街面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是很容易记住的。选择一年的第一个日子来到人间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全世界都在庆祝你的光临。不过，考虑到是阳历的新年，中国人并不太当回事，况且韩母晚年的记忆犹如一堵斑驳的墙，能把事情记清楚实属侥幸，因此这个日子也不能全然确定。当然，生日是对是错是吉是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少功出生了，在母亲的血泊中睁开了一双细长的眼睛。他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有什么事情等着他。也许是因为叵测的惊恐，也许是因为别的，他发出了异常嘹亮的哭喊声，这在深夜里听起来像是掉进水里的人的呼救，把夜的黑幕撕开了一条长长的裂口。大人们手忙脚乱的，他们自然不会去探究婴儿哭啼的原因，只是从夜空中裂口的深度判断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底气相当充盈。大人通常把一个孩子的哭啼当成欢笑来对待。生产是在医院里完成的，没有人发现他的心跳脉搏比一般人要慢许多。
卸下十个月来愈益沉重的包袱，韩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丈夫韩克鲜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生死未卜。她觉得很累，没有表示出更多的欢喜。从她肚子里掏出来的孩子已经有三个，这在当时虽不算多，但家里此时还住着一个姑姑，还有从乡下来求学的亲戚的小孩，生活全靠丈夫和姑姑的工资开销，这已经让她在菜市上颇费踌躇了，现在饭桌上又要添一双筷子，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麻烦啰唆的事情。
韩母名叫张经星，出身湖北省石门县一个大户人家，接受过西式教育，毕业于北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一度在学校里给学生上绘画课和书法课。她喜欢带着一群学生到野外写生时的那种忘情山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后来只能以怀念的方式跟随着她。由于接二连三的生育，加上繁重的家庭劳务，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公职和自己的专业，成为一个全日制家庭主妇——这并不符合她少年时代的梦想。毕竟，在同时代的女性中，具有这样学历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有如此学历而又做家庭妇女的人可就更少了。
此时此刻，韩父所在的部队正在广西莽莽苍苍的大山的旮旯里，进行艰苦的剿匪战斗。韩父出生于湖南北部的澧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一阵子教师，也当过地方报纸的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国土不断沦陷，人心惶惶不安，学生也无法静下心来读圣贤之书，学校的教学难以为继，他于是投靠了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老乡，在军中任职，步步提升，最高军衔直至中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区，一度担任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用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中学到的战术与日伪军周旋，有过一些规模不算太大的战斗接触，但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场面。这段历史随着他本人的殁世，已经不再为人所知。儿女们只依稀听说，他接待过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中共将领，听过他们的讲课。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韩父所投靠的将领在权力斗争中渐渐失势，最终离开军队改任长沙市市长。作为同一条藤上的瓜，韩父随之到长沙市政府任职。和当时的许多官员一样，除了按时上下班，他私下里还兼着做一些小生意，用攒积起来的钱在长沙城墙边上盖了一幢房子，把家小安置在其中。国内战争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人心大失，风雨飘摇。不知是像后来他所说的同情革命，还是两边下注为自己留条后路，韩父暗中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成为“进步军人协会”的活跃中坚，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倒退”的斗争。一些地下印刷品在他家集散。他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人脉关系，掩护过当时湖南共产党组织的一些重要干部。其中一位姓陈的地下中###员，由于被当局通缉，就以韩母亲弟弟的身份，在他们家藏身几个月，以至于这种“姐弟关系”后来一直保持下来，两家后人至今也仍以亲戚身份来往。
1949年长沙解放，他很快就换上戎装，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随军南下参加西南地区的剿匪战斗。直到1954年，也就是在韩少功出生以后，他才转业地方，先后在省教育厅和省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任职。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可能是后人不容易明白的一个机构。共产党执政之初，大量干部文化程度很低，其中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执政党的急务之一，就是迅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都是他们的补课内容，韩父先后执教的《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等等，更是这些处长、厅长的重头课。教学一般在夜晚和周末进行，为了让这些大老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他认真细致地备课，用带有西南官话音调的普通话把每一课都讲得生动有趣，深受学员欢迎，其教学经验曾印成小册子在各地推广。虽然工作平淡，也没怎么出人头地，但他的心里还是相当庆幸。像他这样的人能为新政权接纳和信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合法的位置安身立命，甚至在年年评选先进工作者时榜上有名，就算很不错了。他原先在旧军队和旧政府里的同僚，有的在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判刑，那个原长沙市市长甚至被枪毙，直到韩父死后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昭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城墙边上的童年（2）
韩少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四毛”，是一个淘气顽皮的家伙。韩家坐落在长沙经武路，紧挨着古城墙的内侧，城墙外边就是大片的棚户区，一排排用木板、油毡纸、茅草搭建起来的房子。四毛儿时的伙伴多数是居住在这些房子里，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踩三轮车的，或者是工厂里的临时工。相对他们而言，韩家的条件显然要优越许多。韩家有当时较为罕见的阳台和门廊，有独立的前庭后院，可以种些瓜豆，养些鸡鸭。生活条件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孩子们之间的往来，实际上，韩家成了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像一个鸽子笼，四毛还是这一带的孩子王，经常出一些歪点子让大家玩开心。中午，大人瞌睡的时候，他就带着伙伴们到处乱窜，探索一些陌生的地域，甚至做一些冒险的游戏，直到傍晚带着流血的伤口回到家里，接受母亲的一顿斥骂。有一次，他带一帮子人到郊外“打游击”，并准备在野外过夜，让家长们慌乱了一整个夜晚，直到天快亮时才找到他们，把他们一顿好骂。学校老师也赶来严加训斥。
但父亲对一切显得相当宽容。在韩少功的印象中，父亲个头中等，体态偏胖，话语不多，性格温和，与严厉的母亲相比算是一位慈父，脸上常常挂着一丝笑意。带着军旅生涯的遗习，他特别重视孩子的身体锻炼，要求他们天天晨跑，带着他们游泳，把他们赶下乡去劳动——如果学校不组织这样的劳动，他就自己带着他们去。在他看来，艰苦劳动是每一个人成才的基础课。
应当说，韩少功充分享受了天真无邪的童年乐趣，身为小学生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游泳、打乒乓球、骑自行车以及理发，以至于他记得起的一件最为伤心的事情竟然是两只蜗牛的死亡。下雨的日子，他和伙伴们就兴奋起来，他们一伙人便到阴僻的墙根或灌木林子里逮蜗牛。这时，那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仿佛已经灭绝的生物一下子全都活了过来，从旋壳里伸出长长的脖子来觅食。这些不长眼睛又爬得极慢的东西，很容易成为孩子们的俘虏。四毛他们把抓来的蜗牛放在饱经战火、布满弹孔的长沙城墙上比赛，看谁的蜗牛跑得快。比赛中胜出的两只蜗牛被他放在厨房的水缸里饲养，每天从外面回来，四毛都要蹲在水缸边静静地看它们慢慢地爬行，进入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仿佛自己就是那蜗牛。那天回来，他怎么也找不到两只心爱的蜗牛。原来是水缸里的水位太浅，母亲舀水时把可怜的蜗牛也舀到锅里，并把它们煮熟了。看着蜗牛的尸体，这个母亲怎么也打不哭的孩子竟止不住眼里的泪水。他从来都没有哭得这么惨。
1959年，韩少功刚上乐古道巷小学读书，就赶上了50年代末那场吞没千万条人命的大饥荒。据统计，全国有三四千万的人因饥荒而死去。有的人在路上恍恍惚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