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此需要安慰》第3章

％的社会反对同性恋；8％忽视同性恋；27％接受同性恋；在其余17％的社会中，同性恋是符合传统的普遍大量实践。关于这些社会中参与同性恋活动人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83％的社会，不到20％的人有同性恋活动；有15％的社会，20％…50％的男性有同性恋行为；另有3％的社会，　50％以上的男性有同性恋活动。福特和毕奇研究了既有的人类学文献，发现在76个原始部落中，有49个部落把同性恋视为正常行为，三分之二的部落认为青春期同性恋是正常的，可接受的。在亚马逊河流域的库柏、摩哈维、楚尼以及北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它以惯常行为的方式存在。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社会似乎默认了同性恋活动。事实上，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现象的社会。 在我国四千年的历史中，正史和野史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大量记载。同性恋在我国最早出现于何时？传说是始于黄帝。清代学者纪昀（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12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但是根据潘光旦先生的考据，认为这一记载不尽可靠，因为就连黄帝本人是否确有其人尚在探讨之中。 另据考证，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类的说法，更有脍炙人口的＂余桃＂（春秋）、＂断袖＂（汉代）、龙阳君（战国）、安陵君（战国）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史载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汉哀帝与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断袖而起＂。后代于是以＂龙阳＂＂余桃＂＂断袖＂等语汇暗指同性恋现象。 潘光旦先生遍查史书，考出＂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这一史实。汉文帝宠幸邓通，赐给他开采铜山自铸钱币的权力，邓通因此富比王侯，成为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 汉时宫人中还有女同性恋现象，她们乔装打扮，配为夫妇，同寝同食。当时陈皇后无子，命宫人着男子衣冠，打扮成男子模样，同她共寝。武帝得知此事后，大怒废后，责其为＂女而男淫＂。 在汉以前，仅从史籍记载来看，＂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公然形诸歌咏。＂晋代和六朝是一个十分讲究品性的时代……各种品性之中，记载得最多的是姿容，是容仪，男子而亦讲究姿容，中外的历史里似乎只有两个时代，在西洋是希腊，在中国就是两晋男北朝了。＂男子讲究姿容正是男子同性恋盛行的佐证。 唐朝与五代史籍所载同性恋资料缺乏，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男色之风渐衰，但到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到了宋徽宗时，不得不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由此可见当时男娼的鼎盛。 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代又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　（男戏子）　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嫖妓狎娼，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到＂相公堂子＂中寻欢。相公堂子是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的组织，但由于达官贵人中盛行狎玩相公，许多男旦有此类同性性活动，以致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娼馆，认为它同妓馆几乎一样。 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畜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相公＂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再后，好事者认为＂相公＂之名不雅，又改为＂象姑＂，声音相近，而义则更切。当时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旅游指南性质的书，叫作《朝市丛载》，载有咏象姑车诗曰：＂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到清末及民国初年，才有伶人出而倡议废止所谓＂私寓＂的制度。潘光旦先生指出，在男女伶人不许同台演出的规矩之下，男人必须演旦角，女人必须演生角，因此，伶人这一职业便成为同性恋者和易装癖者最好的一个出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性取向难道有对错之分？（4）
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红楼梦》《金瓶梅》等，更有《品花宝鉴》一书，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的。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尤甚＂。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高罗佩也注意到清代对同性恋宽容、对异性恋反而严厉的态度：＂当时的社会规矩对这些关系的公开表现　（男人手拉手在街上走，戏剧表演中出现娈童等）　相当宽容，反而把异性恋严格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他的观察是引人注意的。 有人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与衰的看法与上述略有不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同性恋的存在状况是前后一致、无甚大起大落的，不能仅以古籍上对同性恋现象记载的多少来推测各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衰。我们认为，用这种观点来推测明清以前的情况大致不错；但由于明清禁女娼而使社会上层人物中同性恋活动兴盛起来倒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因此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前几千年，同性恋活动状况大致平稳，到明清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而这个高潮是由政府的禁娼规定所导致的。 由前引大量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那不是我们的错（1）
网友： 不能说都是LES个体的错。异性恋已经有那样悠久的“婚姻文化”、“婚姻制度”、“婚姻意识”，LES有什么？尤其是在中国，不久前才从精神病人的名单里把大家剔除出来，短短几个月就能使大家从千百年来社会的偏见带来的巨大的阴影中走出来么？在社会生活中、在人群里，我们不还是生活在阴影中么？长期在阴影中不敢坦然展示的爱情，怎能和人家光天化日下的爱情相比呢？ 同志们的爱情即使如名人张国荣，也不能用“阳光”来形容，顶多能说是“月光”下的，如水银泄地，朦朦胧胧，影影绰绰，似乎美丽，却总有些“鬼魅”，不可捉摸，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了，光和影的组合消失殆尽。 除了“婚姻文化意识”，还有客观存在的、在人群中难以辨认的“极少数”带来的心理暗示，使得大家的心难以安定。即使互相喜欢了，心就能安定了吗？能方便地生活在一起或许会安定一些，如果不在一个城市，思念带来的焦虑、担忧怎能维持长期的稳定？何况女人的性别特征本来就是情绪容易波动的，这个时候爱人却远在他乡……精神上总是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使得LES的爱情常常是疾风暴雨式的…… 多数LES都渴望安定、持久，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可是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安定吗？你能给别人安定吗？即使你安定，你能让别人不安定的心安定下来吗？…… 不敢细想。难过。 李银河： 这位同志说得很真实。但是过于悲观了。当然，这是中国的现实造成的。在其他文化中，同性恋活得并不全是如此压抑。许多国家在最近几年陆续批准了同性婚姻法案，柏林和巴黎的广大市民刚刚选举了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为他们的市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对中国的进步怀有信心吧。 我想在这里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即同性恋在人类的经验中，不但不一定是个负面的东西，还有可能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同性恋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不仅正在改变异性恋的观念，而且为人类的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在当代西方，一种新的社会理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正方兴未艾。＂酷儿＂是音译，Queer一词最初是英语人口中人对同性恋者的贬称，有＂怪异＂之义，后被激进理论借用来概括其理论的精华，大约是取其反叛传统标新立异之意。这个概念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 西方自6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