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17章

和西装文化一样，在旧日的上海文化中，咖啡文化是特别有意味的分支文化之一。我们可以想见在1930年的上海法国总会或1940年的国泰电影院弹子房中，那些西方大班和高等华人是如何小口小口呷着咖啡而一派优雅的从容。这种传统在上海的历史中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即使在左翼革命者发誓要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时，依然没有泯灭人们对咖啡的嗜好。1966年至1967年那些激动不安的日子里，当中国当代史上极具喜剧色彩的人物王洪文带领着他的无产阶级兄弟们卧倒在安亭的铁路上，与此同时，在上海市卢湾区瑞华坊32号的厢房中间，一个叫尤大宝的当年上海“小开”，正用一个咖啡壶津津有味地煮着上海牌咖啡，他的灵魂浑然不觉地陶醉在咖啡弥漫的香气中。
七十年代那些阴霾不定的时刻，左翼革命者以新的激情寻找着他们下一个对手；对当年老上海的生活方式念念不忘的右翼男女，却坐在“金钟”、“喜来临”、“马咖”等等地方，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或对时局作着小心翼翼的点评，或低声地传播着小道消息，直到夜色完全黑暗，直到店门准点打烊。
与西装不同，咖啡从来没有退出上海人的生活，即使在一个政治高压时期，咖啡依然是一部分上海人的所好。
当美国人将他们文化象征之一的雀巢咖啡在八十年代早期带到了上海，最为兴奋的不外乎是那些在五十年代便已培养了咖啡趣味、而在七十年代依然痴心不改地迷恋咖啡的上海人。不过，速溶的雀巢咖啡显然不对他们的胃口，也不够他们的品位。对他们来说，速溶的雀巢咖啡是代表大众的咖啡文化，与小众的咖啡文化相去甚远。他们嗜好咖啡壶中的慢慢蒸煮，而不是开水的快速冲泡；他们要求不加任何糖份的“原咖”，而不是泻入大量知己、方糖的“混咖”。
发生在上海广播器材厂开发科日文翻译陈先生身上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更生动说明雀巢咖啡给上海带来的冲击。
1983年的某天，上海延安西路达华宾馆，日本JVC公司的专业人员在上海广播器材厂JVC彩电流水线上调试不出整个系统，该公司派出的部主任认为这很坍“大日本”的台，便在走道上痛击了自己的一个员工，致使该员工脑壳积血。
日文翻译陈先生受工厂委派，陪同该员工前去看病。稍后，鉴于陈先生的出色工作，上广厂人事科长破例地送了一瓶雀巢咖啡给了陈先生。陈先生先是有点受宠若惊。接着，多年的朴素精神又开始发扬广大，他舍不得自己吃了这瓶雀巢咖啡，便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以30元人民币的代价买给了他的同事，他知道，对方远比他更精通咖啡文化。
由美国带给上海的雀巢咖啡，成为进入八十年代上海的第一波西方时尚，那句“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的广告语也因此成了上海时尚男女操练得烂熟了的口头语。严格点说，这波时尚中还应该包括罐装啤酒、方便面以及英美烟草公司推销的“KENT”等等香烟，它们让上海男女开始见识到了西方文化的第一层面。
这时，由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一个缩略词语，也开始强烈地影响了上海和上海的时尚男女，它就是今天“哈什么族”完全浑然不觉的“FEC”，即兑换券。
在上海广播器材厂日文翻译陈先生的记忆中，FEC的使用早自七十年代的中期。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政治的不断清明导致西方旅游者的大量涌入，FEC的使用频率就大幅提升。他清晰地记得，在黑市中，人民币与FEC的兑换比例达到了创记录的3：1，即3块人民币只能调换一块FEC。由于陈先生身为日文翻译，这个小小的特殊身份使他享受了一个小小的特权，他无需去黑市作人民币与FEC的痛苦兑换，以1：1这个共和国最正确的兑换比例，陈先生将自己每月6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尽数用来和日本人进行私下FEC交易，最后，苦心经营多年得来的FEC全都用在留学日本的机票上。
西装、雀巢咖啡和人见人爱的FEC（2）
八十年代中期便已进入瑞金大厦、联谊大厦的王先生，他对FEC也有着强烈的感觉。每次公司出差，无论是搭乘飞机还是乘坐软卧，都需FEC方能成行。稍后，当王先生从准西方公司被西方公司作为一个特殊人才挖去的时候，他明确地告诉对方，在他的工资结构中，FEC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块。到了那个公司，他的职务使他可以拥有一份公司的活动经费，他经常做的便是这样一件事情：先将每月的交际费全部调换成FEC，随后，又将全部的FEC调换成人民币；而当每月例行报销的时候，他填写的是FEC而不是人民币，这样，没有超越公司职业道德的红线，他就轻而易举地从中捞到了白市与黑市在FEC与人民币兑换时的那个差价。
九十年代中期成为上海第一批成功人士的廉晓博先生对FEC的感受或许更多地代表了中国上海普通男女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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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某一天。那时，廉先生还远远不是上海的成功人士，那天，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涤卡中山装，和他的朋友，一个印尼华侨来到了侨汇商店。
在那里，他看见了许多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精致的电动胡子刀，做工细腻的皮鞋和造型奇特的咖啡壶。一边无限羡慕地看着这些东西，一边他有些沮丧地知道，获得这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需要FEC，问题在于他没有一张FEC，更不要说一把FEC了。因此，二十多年之后回忆那天的感受他这样说道：“我胸口很闷，看着印尼朋友用十多块FEC买了一个电吹风，用三十多块FEC买了一双高跟凉鞋，当时，她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至今让我难忘。”
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其实只是一种消费特权，一种唯有八十年代方会产生的消费特权。对廉先生来说，使用FEC消费时的那份美好感觉，并不是由于这种消费会产生多少与众不同的质量，而是在消费时的一种气氛，它让你产生了你是一个高等华人的幻觉。这就好比十年以后，你在上海顶级的“美美百货”购买一双“巴利”皮鞋时会产生的那份幻觉，好比二十年以后，你在上海外滩3号中周游并最终选定了一件阿马尼衬衫时的那份幻觉。
廉先生终于在FEC上找到自己感觉的时候是在他首次进入侨汇商店之后的十年。那时，我们的廉先生已经在日本捞到了他的第一桶金，在上海最具怀旧气息的和平饭店的和平厅，他请自己的韩国朋友吃饭，随后，又在底楼的爵士吧倾听老年爵士乐队对一个如梦如幻的上海的深情回忆。那天，他一共用去了4000多FEC，这与十年前他在侨汇商店看着一把电动胡子刀而拿不出一张FEC的情景已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已是后话。
说到FEC，上海市民黄仲达先生也深有体会。
早在八十年代，他工作的上海工艺品商店中，当时市民社会中最时髦的是24K的黄金项链。他记得商店中一条“马鞭链”人民币标价为4000元，而FEC标价则只有3500元。整整500元的差价，让当年商店门口的“打桩模子”神经高度兴奋，黄仲达清晰地记得那些家伙是怎样唾沫横飞地游说前来购买“马鞭链”的男女，挖空心思地共享500元的差价。
黄仲达当然还记得自己当年如何小小地使用了一把消费特权：以500块FEC加上850元人民币，购买了16寸组装夏普彩电。黄仲达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手中没有FEC。”
更不用说，当上海人普遍地还在为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奋发图强时，黄仲达先生已经超前拥有了相当于今天的“背投”彩电。
1989年，在传统上海最繁华地区之一的南京西路与陕西北路相交处，四星级宾馆锦沧文华大酒店进入城市的“欲望史”，该年12月15日，在酒店地下室的“阅婷迪斯科”也正式开张。这是当年度上海最完美的迪斯科，不过，它的票价也是“完美”的：星期日至星期四，每位60元FEC；星期五、星期六，每位72FEC，在这个价位里面包含了一杯软饮料以及10％的附加费。
寻常的上海男女是无法消受这样一份奢侈的，黄仲达先生肯定消受不了，廉晓博恐怕也难以消受，至少在1989年这个年份，FEC象征的特权不是普通的上海男女能够望其项背的。
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FEC这只城市的奢侈故事才告结束。当共和国宣布中止FEC的使用时，这说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也说明上海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