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正常生活》第3章

《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写的小破文章。我写东西和我说话一样，非得有观众，如果没有人登载，我绝对不写，那不是跟面壁一样吗。
“嗯，说吧。”朱伟说。
“帮我找个编辑吧。”
“干什么的？”朱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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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的？编东西的，编辑还能干什么。”由于我当时对刊物不同编辑的不同分工比较不清楚，而下意识地又觉得朱伟这种文人看不起我和我办的刊物，我的语气里充满了防守攻击的腔调。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是编辑文字，还是要出题目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就要那种两个都行的吧。”
“编什么栏目的？”朱伟问。
我还是觉得他的问题里充满了对我的鄙视。“什么栏目都能编，要有头脑的，聪明的。”我回答道。
“好吧，我给你想想。”朱伟干巴巴地说，“就这样，还有事吗？”我总觉得该和大编辑寒暄几句，拉拉近乎，假装我也是同行，但是让他憋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好告辞：“那……我等你电话吧。谢谢啦。”
过了几天，朱伟果然推荐了人，编辑部面试之后发现此人只能花不到一半的时间工作，另外的时间要自己打坐、养神、拜佛。我气疯了，我觉得就是朱伟拿架子，看不起我和I　
Look，不推荐好的编辑给我。我想和他打架，我觉得他不够朋友。我想他这样戴眼镜的上海文人肯定特别怕非常粗野的北方女人，所以拿起电话就喊：“X他大爷的，你丫怎么拿我开涮，那他妈编辑能他妈干活吗？！”
谁知道这个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上海人居然立刻操着没丢干净的上海口音反击道：“X你大爷，你他妈不知道你要办什么样的杂志，我他妈怎么给你推荐？”
丑女人情结
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我终于一头雾水地找朱伟和几个朋友帮我重新找I　
Look的定位。在我也记不得多少次集体培训和谈话之后，我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　Look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consumer　
magazine），而不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讲台。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不少错误，比如：I　
Look曾经做过一圈户外广告，口号是“给有头脑的女人的杂志”，是我的馊主意。这种口号真是打击了一大片，把读者都吓跑了。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美的。我没算清楚。何况女人要看严肃的文章有《三联》、《财经》，要看文学有《小说》、《收获》、《万象》，她们选择时尚类刊物就是为了服饰美容，为了生活方式，为了轻松。再仔细想想，我自己也一样。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咖啡桌上都摆的是New　
Yorker，而马桶边上全是《人物》。
必须承认，不修边幅的女人是不可能当女性刊物主编的。我基本上不修边幅，而这事全赖我妈，因为她没把我生得漂亮点。我向来认为，我的性格和聪明是我最大的长处，而我的长相是我最大的短处。从我懂事以来，无数的人带着遗憾的口气对比我们母女的长相，以致使我坚信，我的长相是没救的。
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因为公事要赶回北京，买不到上海到北京的飞机票，求我妈妈帮忙。她找了上海民航的一个局长，曾经是周总理专机的飞行员。上飞机那天我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白T衫，在上海机场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侦探小说。突然，局长的秘书走到我跟前，叫我赶快站起来，局长来看我来了。我慌忙起身，正在弹裤子上的灰尘的时候，局长已经离我鼻子只有三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啊？”局长问，好像很吃惊。
“啊，我就是，谢谢您……”
局长没等我表达完殷勤的感谢，就打断道：“怎么一点不像你的母亲啊……”他有点自说自话，一边说一边摇头。“你母亲好漂亮的哎，你怎么……不像。”然后他很失望地挥挥手说：“好啦，好啦，你等飞机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更要命的是，我12岁出国之前是个大胖子，体重比现在还重。那时候老演北朝鲜的电影，有一个叫《摘苹果的时候》的电影，剧情我已经忘光了，就记得当中有一个男的找对象，他的妈妈非要他娶一个胖媳妇，拿着照片劝他说：“她能挣六百工分呐。”我当时最怕学校放映这个电影，因为我的外号就是“六百工分”。我还非常害怕上体育课，四百米我要跑四分钟，跳山羊我永远跳不过去，骑在上面。我老撒谎请假，不上体育课，老师直纳闷，说这个孩子怎么一个月来四次月经。
等我从美国回来，妈妈被隔离审查了，我周末只好和爸爸、美女后妈一起过。我后妈叫朱一景，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曾经是电影《五朵金花》里面的一朵。本来我就不漂亮，她就干脆雪上加霜，经常提醒我说：“你长得真不好，现在出身又成问题，赶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户口就行了，阿姨是为你好。”我不爱记仇，但是跟这个朱一景我是一辈子记仇。
谢天谢地这个女人后来离开了我父亲，在纽约瞎混，还是想拍电影。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凯歌、吴天明去一个住在纽约的台湾导演家玩，人家谈到朱一景想上他的戏，我大概一口气骂了她半个钟头，吓得这个导演没敢用她。这可能是我和陈凯歌结婚最得意的事情，狠狠地泄了一回私愤。
我的思想适合给丑女人情结的人办一本刊物，但是主流实在没戏。现在想想都脸红，知道自己错了，知道我这个丑小鸭大概下意识里终于想露一手。
我认识了这个问题之后曾经企图改变自己的意识，我找了很多书，都是讲成功女性刊物的，其中有两个美国最成功的女主编的自传，一个叫海伦·格利·布朗，还有一个叫黛安娜·弗里兰。我当时的意图是研究一下她们身上我能学到什么，效仿点什么。研究的结果是她们真是我比较讨厌的那种女人。
两个世界权威女性杂志主编
海伦·格利·布朗是COSMOPOLITAN的终身总编。她的杂志是全世界销售量最高的女性刊物，在中国就是时尚伊人，全国最赚钱的女性刊物。海伦·格利女士成长在美国的50年代，她在公司当秘书的时候发现当时的道德观只允许男人寻欢作乐，而好女孩却要循规蹈矩，等着她的白马王子的到来。布朗小姐的白马王子是布朗先生，他们结婚之后，布朗就写了一本当时非常震撼的书《单身女孩和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这本书是6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书里公开提倡女孩要走出闺房，体验生活，特别是性生活，不仅要体验，还要享受和利用。书出版之后，HEARST公司聘请她作COSMOPOLITAN的主编，彻底改版一本原来循规守旧的女性刊物。新版的该杂志于1966年问世，其封面女郎的姿态一直保留到今天：暴露的胸乳和挑战性的勾引目光。大标题是：全世界最棒的情人——被他宠爱是什么感觉。从此，COSMOPOLITAN找到了一个永恒的女性话题：女人如何能够得到男人。COSMOPOLITAN的成功归功于它明确的定位，几任主编都能够根据每个年代将这个主题进行下去。凯特·怀特，COSMOPOLITAN今天的主编和刊物的创始人有非常类似的经历。怀特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好女孩不能得到，主动的女孩能》（Good　
Girls　don〃t　get　ahead，　Pushy　Girls　
do！）其中心思想和30多年前出版的《单身女孩和性》非常一致。COSMOPOLITAN里面实用性的东西很强，特别是女孩子刚刚走入社会的种种入门经。如何找工作、如何换工作，如何不工作；如何找男人、如何守男人，如何抢男人，如何让别人羡慕我，如何不嫉妒别人，如何抄老板的鱿鱼，如何不被老板抄鱿鱼，等等等等。这充分反映了布朗这个成功的灰姑娘的人生观，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说我的成功是建立在伟大的智慧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伟大的常识基础上。这些如何如何都是海伦·格利·布朗自己的生活经验——如何找着一个好丈夫，如何在事业上登峰造极。
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有买过一本COSMOPOLITAN，而且觉得这种人生观很陌生，并且让人作呕。COSMOPOLITAN的精神是纯美国的实用主义，让女人把自己的相貌和性当作自己的工具去摆平老板、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