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76章

情，尽管那其中有诸多的辛酸和苦涩。此时从窗外正钻入一股凛冽的寒风，我不顾刀锋样的寒风刮得双手生疼，为了看得更加清楚，特意打开了电灯。我擎起手来从头开始，一页一页向后翻，那上面有多少我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和电话呀！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的通联：魏东、刘庆、邱小红、曾华锋、王青草、罗斯文……
突然，我从那一长列熟悉的名字和电话中，又看到了我和邓世祥的名字，更看到了在我们的名字后面的那个传呼机号码：石野，传呼，95961——25971；邓世祥，95961——25970。我又不由仰天长叹，百感交集！唉！如果不是那次报社领导安排我们前去暗访，如果不是我们经历了一次生死历险，如果不是在暗访中我们的传呼被抢，如果不是我们一起去配置了中文传呼，如果我们当时不共用一个密码，如果邓世祥没有告诉陈良琴我们的传呼号码，如果陈良琴没有打通我的传呼，如果我不去多管闲事，也许我走的会是另一条路，我过的也许是另一种生活……
我这样做对吗？我经常在黑夜里痛苦地诘问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呢？我几乎每天都在反思这个问题？但答案总是在黑夜里，在我的噩梦之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十一章　缪斯女神的礼物第87节　流浪京都（1）
就像当年巴黎成为西方文人墨客心中的伊甸园一样，作为国人首都的京城早成为追求文学艺术的年轻人寻梦、圆梦、浪漫理想化的衍生地，这一方厚重而热烈的土壤，自古以来总是令寻梦者趋之若鹜，更让我这落魂者牵梦萦了太久太久。
早在十多年前的1990年，当时因家庭极度贫困而不得不辍学的我，一边在建筑工地里辛苦地劳作，每天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代价换取5元的微薄工资，同时我像挤牙膏似的从牙缝间好不容易挤出了一笔钱，报名参加了北京《人民文学》杂志主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我太热爱文学了，极度贫困的生活和痛苦压抑的精神，使我每天惟有以文学作为全身心的寄托。作为函授班学员，我的两篇小说得到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冯夏熊先生的青睐与赏识，这年9月，我被通知参加《人民文学》在北京西山为函授班优秀学员举办的一次小说笔会。当我怀揣着母亲东借西凑来的一笔血汗钱，从老家千里迢迢赶往京城。到京后不久，职我突然发现夹在一本《阅微草堂笔记》里几张薄钞不见了。我大惊失色，这笔微不足道的钱，不但有我回去的路费，更有我这7天的伙食及住宿费用呵！为期七天的笔会结束，我在北京举目无亲，不由心急如焚。
这时，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负责此次笔会的王勇军老师，获知我的窘况后，当场掏出200元钱交给我，说：“小兄弟，你不要急，《人民文学》就是你的家，有困难我们都会帮助你的，这钱拿着作路费吧。只要你努力奋斗，日后一定大有作为的啊……”我接过钱，一时竟无语凝噎。
在王勇军老师的帮助下，我顺利返回家乡。一个月后，正好碰到南海舰队来我家乡征兵，我积极报名应征，并于当年12月穿上了蔚蓝色的海军军装，怀着一腔报效祖国守卫边疆的沸腾热情，来到南海边陲的北部湾海防，从此开始了我毕生难忘的军旅生涯。
1997年冬回乡探亲时，我无意中得知，王老师当初这200块钱竟迟迟未还！我一下急了，一回到广州，就赶到邮局将钱款汇出，心中仍然惭愧万分。是的，这区区200元也许那位远在京城热心而又宽厚的王老师早已不曾记怀，因为他总是像帮助我这样时常帮助那些家境贫困的文学青年，这样的事对于他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因此与王勇军老师成为了好朋友。
9年后，鲁迅文学院成为我第二次到京城时的首个栖身之地。鲁迅文学院是50年代国家为了培养写作人才而设立的一所学校，也是目前为止国内惟一的一所专门培养作家的学校。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称为中国作家的摇篮，其首任院长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当代著名作家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莫言、刘震云、余华、等名家都曾在此深造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所国内一直令人景仰的文学象牙塔也向全社会招起了自费生。刚开始，据说很严格，后来，由于人员不多，社会上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有的仅凭在地县报刊上所发表的作品，交上几千元的报名费，也能轻易进入这所学院的大门，感受这里的文学氛围。但文学毕竟是神圣的事业，不是仅限于阅读几本文学书籍，写出几篇自以为是的文章就能成为作家的，当时的学员难免鱼龙混杂。不过，我们那一届学员中还是出了几位文学人才的，如青年作家石舒清、温亚军、王继明、马坊、邵丽、黄羲瑶；青年诗人谷禾、汪渺等。从去年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又对学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进入此处学习的学员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限定名额，每年由当地的省作协和省文联推荐当地最优秀的文学人才来此深造。风水轮回转，鲁院又成为一般的文学青年可望而又不可及的“圣殿”。
回想我青春途中的这些路程，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正是因为对文学与生俱来的热爱与追求，在梦想的驱逐下一路狂奔。记得90年代初，我刚刚穿上蔚蓝色的军装跨入军营时，上海复旦大学与《人民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进修班”录取通知书也寄上家门，如果此时我不是在部队的话，我想当时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也会想法奔赴上海求学。鲁院坐落北京八里庄的在一条街道中段，两扇绿漆大门之内两排常青树木夹道而立，操场边沿爬山虎郁郁青青，将五层教学楼一整面外墙占据，纹丝不透，蔚为壮观。我到来的应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时段，教学楼前的青草地上开放着一株株金黄的菊花，迎风摇摆。有时蜂飞蝶舞，有时蝉鸣蛙声，颇有一派田园风光。
我和西北青年诗人汪渺及东北的包容住在一室。在这里，我虽然未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各类文采飞扬的作品四处飞，但因为我只是抱着来修身养性的恬然心态，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丽的各色文字世界里，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放飞。我就这样让文学来抚慰伤痕累累的身心。也许，此时只有文学才是最能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吧。
1999年冬，我从鲁院出来后在北京又成为了一个流浪记者，主要以采写新闻为主，同时也偶尔给一些时尚杂志和报纸写些稿子。这样说来，我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像古清生和庄晓斌那样的自由写作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了
在这之前，当我看到有人辞去公职开始自由写作生涯的时候，大多数人抱以同情、遗憾、观望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即使体制内生存有一千条不好，起码不会带来生存之忧，那些超脱体制的人自不必说，只说体制内的生存者，如果他们的命运同样是经过选择的结果，那么，同样可以认定他们是自由者，除非他们随波逐流，丧失了选择的勇气和能力。
其实，“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脱离传统的大夫体制，获得一种独立地位，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不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依附于权力，而是依靠著述、讲学、编辑、翻译等专长，独立地生存。在身分趋于独立的同时，经济上也逐渐自立。有专家对鲁迅的经济能力算了一笔账称：“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钱，是他坚持‘韧的战斗’的经济基础。”但那毕竟是陈年老账，是昙花一现的旧梦。
如今在京城的自由写作者，面对的困难很多，他们的收入没有固定，平时经济的压力仅仅是生存压迫的一个方面，他们还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所以，像王小波、王跃文、古清生、老村、林白和刘晴等，这些在90年代之初就辞职的写作者，其意义在于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范本，同样可以甚至更能享受写作的快乐，尽管清贫和寂寞在所难免，但是这些代价无法与收获相提并论。
以《黄金时代》、《东宫西宫》和《我的精神家园》等名著震动国内外文坛的王小波去世后，著名学者、王小波的夫人李银河曾对他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接下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