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3章

为了这样的话，我宁愿在刀尖上舞蹈，危险而又疼痛。没有比这种优美拥有更深的残忍。
个别传媒和记者的良知早已被世俗和权钱所湮没，虚假、媚俗、“吹喇叭、抬轿子”、溜须拍马，见“赵公元帅”就拜，甚至颠倒黑白、诽谤、诬蔑……这些可怕的邪气像幽灵一样腐蚀着一小撮无良记者。忽视平民和弱势群体成为当前中国传媒界的可怕现实。不久前；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曾对此严厉指出：“记者的高尚在哪里？就是站在最广大的公众利益、弱势阶层一边！”风云记者王克勤为此也曾痛心疾首：“钱虫和官虫是当今传媒界的两大弊端。传媒应该维护社会良知！”
真正的传媒人绝不会因为一两只苍蝇而迷失新闻方向。因为说了真话，揭露了黑幕，尽管我曾遭受过自己的报社和个别同事的打击、报复、诬蔑，尽管我被迫以自诉方式走上法庭，但面对邪风腥雨，我从来就没有妥协过。我的使命和责任就像彩虹一样横亘在雨后的天空。“中国记者的责任感、职业良心和使命感不会因为个别记者的违法乱纪行为而消磨。我们会忠于自己的职业理想，为社会正义做出努力。”揭开山西繁峙矿难黑幕的《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站在刀尖上，开始一种锐利；我站在风口上，开始一种审视。对待一个包“二奶”的同事，也是如此，以至对方恼羞成怒采取极为恶劣的手段攻击我，还有他后面那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黑手。诽谤，像箭一样刺痛我；诬陷，像毒草一样纠缠我，连同我那劳作于乡土的慈善父母。我在这恶魔般的网里苦苦挣扎了五年之久，经受着苦难的折磨，为自己抗争。这就是我的那宗全国首宗记者自诉案。它留给我的忧郁与沉痛，无奈与愤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这则曾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官司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遭受到如此多的谩骂和诬蔑，在中国新闻史上更是史无前例的。
面对邪恶，逃避是最可怕的。
我既是亲历者又是受害者。个人的自尊，记者的名声，法律的神圣，特别是，那被侮辱和被欺凌的求助无门的陈氏母子，那个有恃无恐、至今逍遥法外的同行邓世祥，更加坚定我一定要打赢这场新闻官司的决心。我像那些我所采访过的无数的冤屈者一样，没有放弃用法律讨个说法——为我自己，更为真正的受害人。忍耐是种怯弱，抱怨绝无出息，想下地狱就可能抱怨太黑暗。这时，我才深切地理解，何建明的作品里为什么总是带着强烈的批判性，为什么揭露黑暗面的特别多；卢跃刚的作品里为何总是充满忧患意识；巴金老人的笔下为何总是直面人生，在调查报告中融入鲁迅式的悲愤；新闻前辈范长江为什么总是称自己是一名战士……这些文化战士，这些新闻战将，为什么如此看重新闻记者的人文意识，批判意识和精神意识……
面对社会上的“险风怒号，浊浪排空”，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都会有范仲淹的“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之忧伤感；面对日甚一日职务犯罪的猖獗，记者当然不可能像侠客义士那样，寻一剑封喉，将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斩于马下，记者只能举起手中之笔，义无反顾地用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监督权力对之进行监督和批评。
因为揭开了一些黑幕，因为替弱者说了一些真话，我曾被人称之为侠客。但我惭愧、汗颜和彷徨……
五年前，当我因为揭露了太多的黑幕而遭受南方有关部门的打击，当我遭受到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同行恶意的伤害和诬蔑，当我带着满身伤疼被迫流亡京城时，我依然没有能够挣脱那由黑白道编织的网。
新闻记者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瞭望”，他们“瞭望和监测”的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激流险滩，更多的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具危险性的事件。
以新闻的责任，为老百姓摇旗呐喊，是有危险的，这也就使我在十年新闻之旅中多次历经了威胁、侮辱、封杀、诬陷、流亡、追杀和非法拘禁，让我透彻地感受到了末路狂奔的孤独和凄凉。然而，我没有停滞不前。作为记者，面对黑暗和丑恶，除了犀利的出击，我别无选择。
有人说，反腐反黑是“刀尖上的舞蹈”，实施舆论监督的一线记者们，当他们穿梭于新闻第一现场时，记者的职业就在刀尖上开始了。
去年记者节期间，《北京青年报》在一篇题为《干记者原来挺危险》的调查报道上称，据京沪穗三地展开的统计结果，58。4％的被访者认为记者行业属于高危职业；65。5％认为保险公司有必要推出“记者险”。在当今世界，记者是仅次于军人和警察的高危职业。是的，也许“记者险”能保证记者的医药费，但谁又能保障他们免遭心灵摧残？
记者挨打受骂早是家常便饭，记者因写稿而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是新闻：《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举报假水利工程而得罪了当地权要，被罗列了多种罪名而判刑12年；《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因帮助一被拐卖儿童重返家园，而冤陷圄囹，被中国记协负责人称之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最严重的、最典型的打击迫害记者事件！”；人民日报《大地》月刊社的蔡金海因报道了瑞安山区有“种植罂粟”，而被判入狱中……
从去年冬起，从中央到地方，相关政府部门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这当然是顺应民意的大好事，但是，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新闻记者呢？为什么至今没有出台专门维护记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呢？
2004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以专门章节的形式确立了舆论监督的重要地位；2004年9月21日，北京市正式发红头文件要求各级政府不能对新闻记者说“无可奉告”；最近，国家也正草拟“政务信息公开法”，提出如果媒体记者正常采访被拒可告官。但这些是否意味着新闻媒体和记者实施舆论监督时就能够畅通无阻呢？
针对舆论监督的艰难状况，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打骂记者，阻挠采访，是那些腐败官员最常用的手段，因为他们最怕自己的丑陋和罪恶被暴露，就以愚蠢野蛮的暴力手段对待新闻记者！为此，他更是多次在两会期间发出这样的呼吁：中国出台新闻监督法，很有必要！
我奢望着，憧憬着，我的心灵深处被一束神圣的强光照耀着。
世界一片朗然。
石野
2004年金秋于京郊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1节　怀揣83元闯广州（1）
1994年初夏，当我背着背包从中国海军陆战队走出来时，我背负着美丽的梦想和憧憬，决定闯荡羊城，以圆我的记者和作家梦。
无法想象之后的十年间，从南国到北国，从羊城到京都，我的新闻之旅竟会是如此的跌宕起伏，云波诡谲。我在刀光剑影和惊心动魄中演绎着我的职业人生。
那时，刚从部队出来的我并不知道，在这羊城繁华世界的灯红绿影下，也隐藏虎穴。自从我踏上这块被成千上万的外来工淘得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的羊城马路，我的生命就开始经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从湛江走出来的我身着一套陈旧的海洋迷彩服，将全部家当装在背包里，坐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地方上一位毕业于某高校、其父是当地富翁的女孩子。痴心妄想地爱上后，无情的现实却一下子击碎了我的爱情梦。生性倔强的我不顾他人的劝告，决定以流浪的方式来忘却失恋的忧伤。
其实，广州对我而言还不算是完全陌生，早在我当兵前的那年暑期，我在一位老乡的哄骗下曾来到这里“淘金”，那厮在“帮助”我花光了本来就很可怜的一丁点儿血汗钱后，就来了个脚底抹油，悄悄溜了，扔下一个举目无亲、手足无措的我，害得我甭说回家的路费，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走投无路之余，我只好找到了民政部门，对方回答道：那你就进收容站吧。懵懵懂懂的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收容为何物，居然还真的攥着对方开的一张请求收容的条子来到了附近的收容所。一打听，几个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瞪着眼睛告诉我：收容与进看守所差不多，既没有自由，还要受到人身限制，在里面要干活，直等到你挣到一定数目的钱以后，才会用一个破旧的火车皮拉你回去。一个露着满嘴大黄牙的广东佬歪着头看着我：个傻×，你还不如跟我们一起混，保你有钱花，有饭吃。出门在外，我最怕挨上那不光彩的事儿，只好另想办法。于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