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次故事 王跃文》第48章

驱车出城，往南不到二十分钟，就是马山县境了，一派田园风光。这条公路纵贯马山县西部，沿途不像东边那样满是枣林，却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很少见有农民在田里劳作。稻子快收割了，没多少农事。看样子又是一个丰年。沿路见很多农民在家门口闲坐或玩牌，很是悠闲。看他们那怡然自乐的样子，朱怀镜多少有些神往。他哪天这么清闲过？忽见前面一栋农舍前坐着两位老人，在打瞌睡，他们脚边蹲着一个小孩，其乐融融的样子。朱怀镜叫杨冲停车，下去看看。
朱怀镜三人下了车，微笑着朝两位老人走去。两位老人却都闭着眼睛，只有那小孩在憨憨地笑，满口涎水。
“老人家，你们好啊！”朱怀镜躬身问好。
一位老人睁开了眼，陌生地望着他们；另一位老人却仍闭着眼，几只苍蝇在他鼻子上爬来爬去。
“老人家，晒太阳哪？”朱怀镜再次招呼道。
“不晒太阳做什么？”老人脸上毫无表情。
旁边有张条凳，舒天搬了过来。却见上面脏兮兮的，便掏出包里的纸，准备抹一下。朱怀镜示意舒天不要抹，就坐下了。他知道乡下人的忌讳：你要是抹了凳子，乡下人就以为你嫌弃他们。若是他们自己替你抹了，就是敬重你了。舒天请杨冲坐，杨冲却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了。舒天便坐在了朱怀镜身边。
“你们是上边来的干部吗？”老人问。
朱怀镜说：“我们不是干部，路过这里，想在你这里坐，休息一下，可以吗？”
老人憨憨地笑了，没说什么话。
“看样子，今年收成还行啊？”蛛怀镜问。
朱怀镜笑道：“我们像挣大钱的吗？”
“不是挣大钱的，就是做大官的。辛苦不赚钱，赚钱不辛苦啊。老百姓都不肯种田了，划不来。就眼前这片望着好看，往里走走看，荒着哩！这里着公路，不种水稻乡政府要罚我们款。这是种给上面领导看的。领导嘛，下乡坐着桑塔纳，隔着玻璃看庄稼。”老人说着笑着，就像这一切与他无关。
杨冲指着自己开的皇冠车，逗老人，“这是什么车？”
老人说：“桑塔纳。”
杨冲又指着公路上飞驶而过的奔驰，“那是什么车？”
老人便有些生气的样子，说：“你这年轻人真是的，就像逗小孩。我们过去叫你们这种车叫蛤蟆车，现在都叫桑塔纳，又叫乌龟壳、王八车。”
朱怀镜说了杨冲，便问老人：“是你的孙子吗？多大了？”
老人拍拍怀中的小孩，说：“我的孙子，还不到两岁。别看他小，只怕比你们本事都大。他从一生下来就做爷爷了哩！”
朱怀镜不明白，问：“怎么就做爷爷了？”
老人笑道：“我们这里啊，上面的摊派是按人头算的。他一生下来，每年就得上交三百多元，养上面那些当官的。你想，那些当官的若不是他孙子，他干吗要出钱养他们？”
朱怀镜脸上顿时发烧。老人仍是笑咪咪的，又说：“这是我老父亲，八十多岁了，又聋又瞎，腿也瘫了。可他老人家还在做孙子哩。他每年也得上交三百多元。你想，那些当官的，要是不是他的爷爷，他干吗八十多岁了还要养他们？”
朱怀镜只好赔着笑，看老人家还有什么说的。老人家果然又说了，“说到底，孙子也是我，爷爷也是我。人那儿子在外面打工出了事，死了，儿媳妇另外嫁人了。一家三口人的负担，都在我一个头上。”
这时，围过很多看热闹的人，老人家说一句，他们就哄笑一阵。有人说，这三个人一看就是干部，同干部有什么说的？
朱怀镜笑道：“干部脸上有字？”
那人嗨嗨一笑，说：“过去嘛，贼脸上像写了字；现在嘛，官脸上像写了字。”
朱怀镜只得笑笑，回头问老人家：“那你老人家说说，怎么办才合理呢？”
老人家摇摇头说：“我说有什么用？当官的能听老百姓的？”
朱怀镜说：“我们就当扯谈嘛！”
老人家说：“扯谈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扯鸡巴蛋！按我说呀，你们城里人参加工作才发工资，到了六十岁就退休。农民呢？生下来就有负担，到死都不退休。
也太看得起我们农民了。都说农民伯伯，工人叔叔。伯伯比叔叔的辈分高嘛！
我说呀，负担要是按人头摊，至少要到十八岁才摊嘛！到了六十岁，你莫说发我们退休工资，至少上交也得免了嘛！“
朱怀镜点头说：“你老说得有道理。那么按田亩摊？”
老人家还没回答，看热闹的有位黑脸老汉说了，“我是邻村的，到这里走亲戚。我们村就是按田亩摊的，每亩田一年得交二百五十元上下，算到人头上，同这里差不多。受不了。”
朱怀镜说：“但不交也不行啊！皇粮国税嘛。你们说是多了，还是不公平？”
说着就站起来，“好吧，我们得赶路了。你们可以把意见反映上去，总有办法解决的啊！”
朱怀镜同老乡们挥手作别，听得后面有人在议论：肯定是干部，肯定是干部。
你不见他那肚子，油鼓鼓的！只怕是个大官，学皇帝老子微服私访。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警卫，一个是司机。
上了车，朱怀镜苦笑着问舒天：“警卫，有何感想？”
舒天略作支吾，说：“我想起了一句古话，说起来有些反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朱怀镜沉默片刻，说：“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很先验地认定哪个观点正确还是反动。现在有百姓的确还很苦，这是事实。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在当老师，只出题目，不答考卷。村干部是小学老师，乡镇领导是中学老师，县级领导是高中老师，到我们地市级领导就是大学教授，再上面的领导就是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了。”
舒天笑了起来，“朱书记好幽默。”
朱怀镜长叹一声，说：“我哪有心情幽默啊！你想想刚才那种情况，我们连自己的干部身份都不敢承认。我起初不说自己是干部，是想听听真实情况；后来呢？想承认都敢了，不要让他们骂得灰溜溜地出来？”
杨冲很义愤的样子，说：“那些农民，嘴也够油够狠的。要是过去啊，该去坐牢！”
朱怀镜说：“不能这么看问题。群众敢说政府的坏话，这是历史的进步。错不在群众，而是我们政府。我们要做到尽量少些坏话让群众去说，这才是道理。
当然一贯正确、一切正确的政府是不存在的。“
“只怕领导干部中，敢于像朱书记这么看问题的不多。基层有些干部总是埋怨，说现在的农民都被上面的政策惯坏了！”舒天说。
“荒唐！”朱怀镜说。
“朱书记，我们怎么走？”杨冲问。
朱怀镜说：“你先走着吧。今天我们先安排宽松些，先沿途看看，晚上再找农户住下来，开个座谈会。晚上我们就不搞微服私访了，亮明身分，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明天一早，就赶到马山县委去，同余明吾同志交换看法。”
这时，见路边有栋新修的洋房子，有位老奶奶坐在门口，也在晒太阳。朱怀镜想去看看，便叫杨冲停了车。
“老人家，你好福气啊！”朱怀镜走过去问好。
“啊？你说什么？”看样子老奶奶耳朵不太好。
“说你老人家气好！”舒天高声重复道。
老奶奶笑了，说：“搭帮如今政策好啊！”
听了这话，朱怀镜顿时来了兴头，自己搬了张小凳，准备同老奶奶拉拉家常，“你老高寿？家里有几口人？”
老奶奶自己耳朵聋，好像也怕别人听不见，高声道：“我今年七十三了。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我身体还很硬朗，就是耳朵有点不管事。儿子成家了，在外面打工。种地划不来，划不来。不是政策好，哪准出去打工？家里就我和老头子，他去地里了，刚去哩！”
朱怀镜很关切地问：“你儿子儿媳在外做什么工作？”
老奶奶说：“我不懂啊。听村里人说，儿子在皮带厂做事，专门拉皮带的。
儿媳在盐厂做事，专门卖盐。“
这时，有些村里人走过来，远远的站着只是笑。朱怀镜脑子里一阵懵懂，马上什么都明白了。他二话没说，转身就走。拉皮带其实是拉皮条，卖盐其实是卖淫。坐在车里，三个人都不说话。其实谁都懂了，只是都不点破。
眼看着就到中午了，朱怀镜说：“看看路边哪家店子干净些，我们下车吃些东西吧，我请客。”
走了一程，见有家“好好酒家”的小店，看上去还很洁净。朱怀镜说：“下去看看吧。”
车未停稳，有四五位小姐围了过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