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28章

的所谓真实境状。而实际发生的一切也许令人沮丧，直到十年后他在自己湖州鸥波亭的家中病逝，除了与他行迹相类的那帮朋友外，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人愿意接受他这样苍白、乏味、言不由衷的解释。　
第二章
从松雪斋到鸥波亭（8）
皇庆初年以后，赵在京师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前朝遗老和艺术宠臣的身份从容度过的。是年新登基的仁宗皇帝年青有为，除自己勤于修身治国，不好财色的良好个人品质外，还毅然起用大贤李孟为相，尊崇儒学与佛教，励精图治，朝廷上下一时隐隐有中兴气象。更重要的是，废黜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他即位的第四年终于得到了开复，同时民间的汉族才学之士也开始重新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作为这种开明政策的明显受益者，赵从自己出仕以来的这第四位皇帝手里得到的封赏是从二品的中奉大夫，集贤侍讲学士的显赫头衔。但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当时随待在京的夫人管道升不幸突然身染重疾——一种十分古怪的下肢的皮肤病，而年逾六十的赵自己的身体可能也已不怎么硬朗。除了替皇帝炮制些御用文章和应请为各王公大臣书写墓志，赵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唯一还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看来就是精神尚能对付之时陆陆续续画下的那几十件作品了。《元史》里所津津乐道的仁宗赐御府貂鼠翻披一事，就是在一连几天不见赵来上朝，左右告之以“子昂年老，畏寒不出”的情况下，恻隐之心大起之余作出的决定。几天后这位皇帝又下令将赵与夫人及儿子的几件代表作品装成卷轴，藏入内库，“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从而将赵的声誉与政治地位推向了一生的高潮。　
公元一三一八年是赵京师仕途生涯的最后一年，当时六十五岁的赵似乎去意已决——出于身体、心灵、人事关系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此前他经深思熟虑后早已写下《自警》一诗遍视诸人，第一次敢于正视自己并对一生的进退得失作了认真总结。诗中他坦然承认“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怜。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于人间作笑谈”，一种沉痛的忏悔之情溢于言表，并依稀有立此存照，以戒后人的味道。同时，从广告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为自己即将作出的辞官决定的提前预告。作为当年度耐人寻味的重要迹象之一，他自春节过后一连为人写了三张陶潜的《归去来辞》，此事应该同样也有广而告之的意味在里头。其中打算弘扬地方文化的湖州市去年花八百余万重金从藏家手中购置的那件，由于卷末有“为云山书”的落款，且以一向限于在同行中才使用的“子昂”二字署名，可以基本断定是为与他同时略晚的元初著名书画家，小他二十八岁的镇江儒学学录郭云山——也即前面提到过的《客杭日记》一书的作者郭畀所书。考虑到此人与赵向有芥蒂，绝少往来，当时又与倪迂打得火热，时常在后者位于吴江太湖边的隐居之所饮酒论道（有倪瓒《题郭天锡画》并诗前长序为证，详见拙作《〈客杭日记〉始末》一文）足迹似不大可能轻易踏入京师红
尘。唯一的解释是托人辗转求书，这样于情于理方才说得过去。另外一个迹象是赵该年五月在京郊万柳堂挟妓饮酒一事，据陶南村《辍耕录》披露：“京师城外万柳堂，亦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赵公喜，即席赋诗”。此诗即现存《松雪斋续集》中的《万柳堂席上作》，作者自己显然不愿收入，偏偏有好事者要将它找出来放上去，从而无意中作成了一段韵事文本意义上的完整。以一向爱以道学面目示人，老庄持重，不苟言笑的赵的名头，当初竟能置清议于不顾，表现得如此放开，这官看来是真的不想再当下去了。其中的心态与行为特征，与眼下媒体讨论的政界“五十九岁现象”，倒是颇多可以印证与同参之处。　
还是在政治失意的一二九六年，赵就已经开始过关于将自己的形象从仕途显宦转为林下高士的尝试。并且用这一招牌非常成功地确立了在艺术界的地位。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他几乎再次用自己的肉体完成了对精神的完美的颠覆，这难免给那些攻讦他的人留下了更多的把柄。虽然朝廷的意旨在这里起了一定作用，但他自己的言不由衷、见风使舵也是明摆着的。只是到了年迈体羸、垂垂老矣的一三一九年（六十六岁），才似乎真正从内心感觉到时间的无情和物质世界的空虚。在给好友袁桷的一封信中，他感叹自己“年齿日长，精力日衰，笔役研劳，渐学庸退”。同时，爱妻管氏的脚疾虽蒙皇帝特恩，令御医细心诊治，无奈反复多次不见起色，整天吵着要回去，想必也是当时促成他最后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在该年春夏之交，赵经郑重考虑与权衡后，正式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并有幸很快获得了批准。至此，历时三十二年几经沉浮的政治生涯终于全部结束。在归舟中应故人之子仇治所请为其父仇锷书墓志铭的赵如果转过身来回望舱外，也许碰巧会在船尾的波浪间看到几只盘旋的白色鸥鸟——他内在精神的象征物——正贴着水面自由自在地飞翔。但不幸的事情意外发生在中途。自四月二十五日携带家眷奴婢离京启程，五月十日船行至山东临清地
界时，归途中一直辗转病榻，积重难返的夫人管仲姬突然撒手西去。三十年齐眉举案、相敬如宾的恩爱夫妻一朝说散就散，天上人间相隔，这显然迫使赵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并有理由对此产生本能的畏惧。扶柩南归路上在致京中同事及晚年最崇敬的朋友中峰明本的札中，他痛陈哀绪，声泪俱下，称“伤悼痛切，如在醉梦……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又称“哀痛之绝，几欲无生。忧患之余，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瘦瘁，行步艰难，亦非久于人间者”。我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自我心灵拯救手段，在此后约四年的家居岁月中，忏生与礼佛一直是他生活创作的一个主要课题。　
当三十六年前义无反顾走出松雪斋去北京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理想时，赵的年龄才不过三十出头。那时他在异族统治背景下的一番大胆作为尽管“惊世骇俗”，但在今天某些激进的历史学家眼里看来，应该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再说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的铁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一部分，杭州岳坟秦桧跪像头上的唾沫据报载也日益稀少。这大概可以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后记里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提供一些有用的例证吧。包括此文所要重点讨论的，其实也只是他的心灵状态而非改节仕元一事。而对赵本人来说，在历经多年的宦海沉浮与世态炎凉后，当他终于踌躇满志回到湖州的家中时，真正令他遗憾和感慨的恐怕已不是昔日反复纠缠自己的名节问题，而是门前月湖春水里的衰颜与满头白发了。由于那时两个儿子赵雍、赵奕均已先后结婚并定居郡城，德清的松雪斋虽令他情有独钟，但那里冷山僻水的地理环境显然不适合一个时刻需人照料的老人居住。这样，选择湖州城中江之汇东、甘棠桥西与旧居相邻的鸥波亭作为养老之所，看来已是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决定了。尽管他的族人与亲友中不乏有人对他不太友好，两位出身小家碧玉的儿媳看来又不善治家，以至“自老妻之亡，家务尽废，事事无人掌管”。加上身体状
态也每况愈下，“归来便著病疾，又遍体生疮，奇痒不可言，爬搔所不能快。终日茕然，独处一室，无复生意”。可以想象，在这样不尽人意的生理与心理境况中，他的晚年生活该是如何一副糟糕的模样了。更残酷的是，辞官以后所显示的种种迹象表明，除了大量求书画者依然蜂涌在门，“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外，已不大见得到有官场中人愿意嘘寒问暖地来与他周旋了。甚至昔日的朋辈中人也踵门者几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三二○年暮春已在京任侍读学士的故人袁桷顺道过此的一次短暂拜访，理所当然被他看作是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剪烛西窗，联席长谈，将满腹牢骚与落寞之情均向老友一倾为快外，他还在后者随身所携那幅有名的《王维辋川图》的卷末，题上了“余向僻处寡营，适清容过慰岑寂，并以佳卷索跋，欣喜无已”这样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　
在晚年造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