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散文集》第42章

“杨先生，这不是闹着玩的，”布莱说。
“报告船长，饿肚子不是闹着玩的。我希望你今天也吃够了苦头。”杨在叛变中一共只说了这两句话。
大号救生艇已经坐满了人。克利斯青又指名叫回三个人，一个修理枪械的，两个小木匠，少了他们不行，职位较高的又不放心。三人只得又走上跳板。
“反正已经坐不下了，”布莱安慰他们，“小子，别怕，我只要有一天回到英国，我会替你们说话。”
傅莱亚要求让他也留下来，布莱也叫他不要走，但是克利斯青硬逼着他下去。布莱最后向克利斯青说：“你这样对待我，还报我从前对你的友谊，你认为是应当的？”克利斯青感到困扰，脸上看得出犹疑的神气。“这——布莱船长——就是喽！就是这一点——我实在痛苦——。”
布莱知道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默然下船。
这最后两句对白值得玩昧。如果他们有过同性恋关系，布莱又还想利用职权逼他重温旧梦，他还会感念旧恩？早已抵消了。书中在他回答之前加上一段心理描写：他困惑，因为报复的代价太高，同船友伴极可能死掉一半，另一半也永远成了亡命者，但是底下答复的语气分明是对布莱负疚，扯不到别人身上。李察浩似乎也觉得这一节对自证明他们没有同性恋，推翻了他的理论，因此不得不加以曲解。
撇开同性恋，这本书其实把事件的来由已经解释得相当清楚。叛变与事后自相残杀同是杨唆使。书中称为“这阴暗的人物”，只是一个黑色剪影。他是这批人里面唯一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辟坎岛上把能记忆的书全都写了下来。近代名著《凯恩号叛变》里面也有个类似的角色，影片中由弗莱。麦克茂莱演，是个文艺青年，在战舰上任职，私下从事写作。大家背后抱怨船长神经病，他煽动这些青年军官中职位最高的一个——范强生饰——鼓励他叛变，后来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竟推得干干净净。这本书虽然是套邦梯案，比李察浩的书早二十年，不会知道杨的事，纯是巧合，不过是讽刺知识分子夸夸其谈，不负责任。杨比他复杂，为了朋友，把自己也葬送在里面，后来也是因为失去了这份友谊而衔恨。不知道是否与他的西印度血液受歧视有关？叛变固然是杨的主意，在这之前克利斯青已经准备逃亡。
问题依旧是他与布莱之间的局面，何至于此？这条船特别挤，船身不到九丈长，中舱全部辟作花房，因为盆栽的面包果树溅上一滴海水就会枯萎。剩下地方不多，挤上差不多五十个人。现代港台一带的机帆船也许有时候更挤，但是航程短，大概只有潜水艇与太空船上的情形可以比拟。布莱唠叨，在这狭小的空间内被他找上了，真可以把人嘀咕疯了。
克利斯青人缘奇佳，布莱一向不得人心，跟库克的时候也就寡言笑，三句不离本行。同性的朋友也往往是“异性相吸”。
个性相反相成。布莱规定傅莱亚与医生跟他一桌吃饭，显然也需要年纪较大、阅历深些的人作伴，无奈他实在跟人合不来，非得要像克利斯青这样的圆融的青年迎合着他，因此，师徒关系在他特别重要。当然也是克利斯青能吃苦，粗细一把抓，没有公子哥儿习气，他自己行伍出身的人，自然另眼看待。
但是邦梯号一出大西洋就破格提升，李察洁认为是他们这时候发生了更进一层的关系，其实是针对傅莱亚，如莫礼逊札记中所说，越过傅莱亚头上，是一种侮辱。
一到塔喜堤，布莱什么都交给下属，也不去查考——也许是避免与他们那些女人接触——连救生艇蛀穿了也直到叛变那天才发觉。他非常欣赏当地的女人，而一人向隅，看不得大家狂欢半年，一上船就收拾他们。对克利斯青却是在塔喜堤就骂，想必因为是他的人，所以更气他。克利斯青“爬得高跌得重”，分外羞愤。恩怨之间本来是微妙的，很容易就一翻身倒了个过。至于有没有同性恋的暗流，那又是一回事，即有也是双方都不自觉的。
三０年间诺朵夫等二人写《叛舰喋血记》，叛逆性没有现在时髦，所以替克利斯青掩饰，再三声明他愿意只是把布莱手镣脚锗押送回国法办。“手镣脚镑”是傅莱亚提出的外置布莱的办法，但是当然没有建议克利斯青送他回国自投罗网。改为克利斯青的主张，把他改成了个浑小子，脑筋不清楚。
这本书最大的改动是加上一个虚构的白颜，用他作第一人称，篇幅也是他占得最多，是主角身份，不仅是叙述者。历史小说用虚构的人物作主角，此后又有《永远的琥珀》，但那是公认为低级趣味的，而《叛舰喋血记》在通俗作品中评价很高。
自序里说明白颜是根据海五德创造的。海五德为什么不合适，没提，当然是因为他在事变中态度暖昧，理由是年幼没经过事。他十六岁，但是很聪明，后来在塔喜堤住了两年，还编字典。那天的短暂痴呆症似是剧烈的内心斗争，暂时瘫痪了意志。也许是想参加叛变而有顾虑，至少希望置身事外。
白颜就完全是冤狱，本来是跟布莱定的，不过下去理行李的时候，想抓住机会打倒看守夺枪，所以来迟一步，救生艇已经坐满了人。布莱叫他不要下船，答应回国代为分说。这是借用其他三个人的事，小木匠等三人已经上了小船又被克利斯青晚回。被唤回是没办法，换了迟到的人，布莱多少有点疑心，不会自动答应代为洗刷，而又食言。
两位作者为了补这漏洞，又加上事变前夕布莱恰巧听见白颜与克利斯青在甲板上谈话，又偏只听见最后一句“那我们一言为定”，事后思量，误以为是约定谋反，因此回国后不履行诺言，将自颜列入叛党内。叛变两章根据在场诸人口述，写得生龙活虎，只有这一段是败笔，异常拙劣牵强。
我看的是普及本，没有序，所以直到最近看见李察浩的书，船员名单上没有白颜，才知道原来没有这个人。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所有白颜正传的部分都特别沉闷乏昧：寡母请吃饭，初见布莱；母子家园玫瑰丛中散步谈心；案发后，布莱一封信气死了美而慧的母亲；出狱回家，形单影只，感溉万千，都看得人昏昏欲睡。
邦梯号上人才济济，还有个现成的叙述者莫礼逊，许多史料都来自他的札记。他约有三十多岁；在水手中算老兵了，留着长长的黑发。傅莱亚显然信任他，一出事就跟他商量“反叛变”，他根据常识回答：“已经太晚了”。但是他第一个动手帮助船长一行人，向救生艇上投掷器材食物，扛抬食水。那天他的客观冷静大胆，简直像个现代派去的观察者。在法庭上虽然不像海五德有人撑腰，两人都应对得当，判绞获赦，但是在小说家看来，这些人统不合格，必须另外编造一个定做的小纸人，为完全便利起见，长篇大论写他，都是任谁也无法反对的事，例如把海五德年纪加大三岁，到了公认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不致于辜负南海风光，使读者失望。但是就连这场恋爱也无味到极点，只够向当时美国社会各方都打招呼，面面俱到。
船员中只有他与塔喜堤女人结婚，而他这样母子相依为命，有没有顾虑到母亲是否赞成。竟一宇不提。虽然是土俗婚礼，法律上不生效，也并没有另外结婚，而她也识相，按照电影与通俗小说中土女与东方女性的不成文法，及时死去，免得僧同回国害他为难。他二十年后才有机会回塔喜堤，听见说她早已亡故，遗下他的一个女儿，就是那边走来的一个高大的少妇，抱着孩子，一时百感交集，没认女儿外孙，怕受不了——也避免使有些读者起反感。一段极尽扭捏之致。
不过是一本过时的美国畅销书，老是楔而不舍的细评起来，迹近无聊。原因是大家都熟悉这题材，把史实摘清楚之后，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怎样改，为什么改，可见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同时可以看出原有的故事本身有一种活力，为了要普遍的被接受，而削足适履。它这一点非常典型性，不仅代表通俗小说，也不限西方。续集《辟坎岛》没有另起炉灶换个虚构的主角，就不行。
虽然口口声声称绩萨贝拉为克利斯青太太——大概是依照亚当斯晚年的洁本的口吻——言语举止也使人绝对不能想象她跳草裙舞，但还是改得不够彻底，还有这样的句子：克利斯青反对威廉斯独占士人妻，建议另想办法，说：“你难道没有个朋友肯跟你共他的女人？”令人失笑。并不是诺朵夫等只会写男童故事；二人合著的南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