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秋》第6章

澜纭?br /> ——我认为这是勇之底线。站在众人堆里呐喊，这不叫勇，这叫起哄；说话时，动辄代表千万人代表多数，这也不叫勇，这叫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勇者自尊，他不屑于扎堆起哄，更不会挟虚构或真实的多数凌人；他的尊严在于他坚持公平地看待对方，如果他是个武士，他不会杀老人、妇女、孩子和手无寸铁的人，但对方即使是千军万马他也不认为不公平——很好，来吧。这是勇者。
三位勇者为勇确立了一个根本指标，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人，如果站在人堆里，那就不必言勇，毕竟勇者从来是人类中的少数，站在大多数中一向比较安全和正确。当然，三千年过去了，网络时代了，到网上看看，似乎是勇者遍地了，但我认为上述指标依然适用，比如在网上向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东西怒发冲冠把键盘拍烂，但转过脸被老板淋一身狗血有理也不敢还嘴，或者走在大街上碰见流氓急忙缩头，这样的勇不要也罢，因为它是藏在人堆里的勇，它就是怯懦。
话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知道了什么是勇，但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做到。孔夫子还说过一句话：“知耻近乎勇”，我能做到的是在自己触了电般张牙舞爪时按上述指标衡量一下，如果忽然有点不好意思，那么就知耻，拔了插销，洗洗牙和爪，上床睡觉。
数学家的城
四百多年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咱们的大明朝，他在一封信中叹道：“似乎整个中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在这位那不勒斯人看来，大明的城市真是整齐啊，方方正正，横平竖直，如同几何图形，似乎有一双无形的、理性的手在规划一切。
这是夸咱们还是讽刺咱们呢？我认为利玛窦是在夸咱们，该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除了传教，还带来了自鸣钟、阿基米德等等，总的来说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感情；而四百年前，无论那不勒斯还是巴黎，都还是臭气熏天乱七八糟，城市规划这件事至少还要再过二百年才被欧洲人想到，所以，利老先生大为惊诧，他不能想象世上哪个“数学家”能够创造这等奇迹。
利玛窦后来博览群经，他必定读过《孟子》，读了之后他就应该知道，孟子就是一个“数学家”，在他的教育下，中国后来有了无数“数学家”，他们的根本信念就是：世上万事必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简单的解法。
比如“三农问题”，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深入思考过，提出的办法就是“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段话翻译出来基本上是一道几何习题：把每平方里土地划为一个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有田，周围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有田，该八家共同耕种公田，然后再走过同等距离的路回到自留地，该干嘛干嘛去。
这就是“秩序井然”啊，多么完美！但是，天下的土地难道像棋盘一样整齐吗？如果一平方里的可耕地零零碎碎分了十七八块而且还不够九百亩怎么办？如果这一平方里上正好住了农民十八家而不是八家又怎么办？
——孟夫子显然无暇考虑这些琐碎低级的问题，他老人家正提着巨大的尺子激情澎湃地为我们设计美好世界。或者他认为大地就是一块大豆腐，等着一把快刀去干脆利落地切。作为“数学家”，他只用直线就算尽了一切，如果不巧碰上曲线，那么，把它拉直就是了。
“井田制”后来成为一大公案，学者们熬白了头发，探讨它究竟是真事儿还是狂想。最终，大多数学者战战兢兢地宣布：可惜得很啊，它竟未能实现。
但孟子作为一个直线数学家的激情和信念无疑启发和教育了我们，农村太复杂，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人造的城市中实现我们的理想，于是，这片大地上每一座城都和另一座城一模一样，它们出于同一份蓝图：要有东西南北的城门，要把雄伟的衙门建在城中央，要有广场，有贯通南北东西的大道，有中央商务区，有金融街，有无数高楼，如果民宅和几百年的寺庙宫观扰乱了规划中的整齐图形，那么拆掉它。在这座城中，我们取消一切曲线，要让直线如刀一样把所有自然生长的事物、所有在时间中沉积下来的事物剔除，我们要一座明光锃亮、冷而硬如钻石的城，那就是“现代化”，就接上了“世界”那笔直的路轨。
然后，在四百年后的今天，还会有人说：这里的城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不过这次，他是夸咱们呢还是讽刺咱们呢？
孟先生的选择题
相对于孟，我更喜欢孔。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吃讲穿，时常发点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我给张靓颖当凉粉的时候也没痴迷到这个分上。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有人性的弱点，而孟子无弱点，他是一团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浩然正气，是飞沙走石势不可当的旋风。读《论语》，你可以边读边跟老人家商量：这事儿似乎不是这样？而读《孟子》，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就是真理和正义，你刚要商量，孟先生就拍案大喝：我现在跟你谈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比如吧，孟先生认为天下古今最理想的税制是什一制，把增值税什么的一律取消，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有十斤谷子交税一斤，一百斤当然交十斤。该税制如何好法，孟先生从未阐述过，他认为根本不必阐述，他一口咬定这是先王之法，尧舜禹都是这么干的，而尧舜禹就是正义、就是大道理，你爱不爱正义呢？爱。那么好，你就必须爱什一税。
这套逻辑非常混乱，但孟先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铿锵、雄壮。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证明，我们爱真和善，但我们也爱美，铿锵雄壮是大美，所以我们爱铿锵雄壮的谬论。于是有一天，宋国某官员听了孟先生的演讲，脑子一热就成了什一制的拥趸，但此人毕竟是个官员，是办事的，脑子再热他也得想想办得办不得，遂起立问道：这事儿好，太好了！可是今年就办恐怕是仓促了，能不能先放放，明年再说？
孟先生不吭声，瞪着大眼看他，直看得他毛骨悚然，这才冷笑答道：“今有人日攘其邻人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人家告诉他：此非君子之道。他说：“好好好，那就少偷点，每个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一只不偷。”——既然知道错了，就赶快改了算了，等什么等？！为什么等？！
——如果孟先生是在会场上，必定掌声如雷，如果他是在网上，必定顶贴如潮，他说得何其好啊！
那位官员作何反应，《孟子》没有记载，想必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好像他就是偷鸡的贼。他得想两千多年才能想明白，孟子的说法其实也是偷，不是偷鸡，是偷换概念：是否实行一种税制，问题之复杂显然不是偷鸡与否就能说清，但孟先生不管这套，他不跟你讨论什一制是否真的公平，不讨论征税方法和征税成本，也不讨论所征之税能否维持起码的公共开支，他只问你偷鸡不偷鸡？于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运作中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直接就变成了“大是大非”的道德问题，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不偷鸡。鸡是不偷了，税应该如何收其实还是没人知道。
春秋时的人比较憨厚，以为凡事说了就要做，所以那位官员还站起来跟孟先生切磋，后来的中国人受了孟先生的教育，都知道谈论天下万事只需回答是或非，而且一定要抢先表态，站到“大是”的高地上去，同仇敌忾查找偷鸡之贼，至于该“大是”应否实行、如何实行和是不是从我做起现在就实行，没人认真。
——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孟先生的理由，我愿意相信他是个真的道德家，但他把人类生活简化成偷鸡不偷鸡的选择题，由此就必然调教出无数口是心非的“君子”。
明年复明年，孟先生都熬成亚圣了，什一制在古代中国一直仅仅是个理想。据我所知，该理想似乎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曾经实现，他们当然不是以尧舜禹的名义，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每十块拿出一块，那时又没有银行帐户可查，小官吏提着刀进门转一圈，宣布他认为你的财产值八万或十万，十分之一，交出来吧！可怜的欧洲人民就只好倾家荡产卖儿卖女。
当然，孟先生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