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三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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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赏袁京袁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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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彭袁汤袁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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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贺袁平袁成袁逢袁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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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闳袁忠袁弘袁基袁绍袁术袁懿达袁仁达袁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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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皉袁谭袁熙袁尚袁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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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滂→袁涣
《孟氏易》是西汉学者孟喜撰写的《易经》学专著，将战国时期新兴的阴阳学、天文学和历法学知识与传统的周易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易经学派。在玄妙的“卦气”领域，孟喜的建树特别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特别是它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谶结合起来，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易学专著《难记》，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15虚岁，也被蔡邕誉为“明习《易》学，从诲如流”，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后来袁绍、袁术兄弟的历史悲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公元60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希腊化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经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其实是一回事。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谋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杀了。“楚王案”迅速扩大化，前后共有上万人遭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在这种局势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马车技术很高明，为人忠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因为在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袁安在公元86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一人，后又出任司徒。
升任三公以后，袁安比当九卿时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汉时期，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的解释是这样的：“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絖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后来，被称为“统絖”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充耳”，于是就有了成语“充耳不闻”。无论是冕旒还是统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12串白玉珠，即所谓“十有二旒”。贵族、官员们戴的冕旒则不同，木版后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较差：亲王应当戴系有9串赤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九旒”；三公与诸侯应当戴系有7串青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七旒”；九卿应当戴系有5串黑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五旒”。头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员仪态非常高贵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除了制服有改善之外，升任三公以后，袁安还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衙门，其中包括48～71名幕僚，而三公之府合称“三府”。在府中幕僚里，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最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和抚匈奴的政治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袁安平步青云，还能让袁家未来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后，公元89年，外戚领袖、车骑将军窦宪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遭到袁安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窦宪凯旋归来之后，袁安的批评意见仍然不断，特别是他坚持让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与窦宪的意见相左。双方积怨难解，以至于窦宪多次威胁要派人刺杀袁安、周荣等人。而到了公元92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两个月后，汉和帝便发动政变，彻底摧毁了窦宪集团。作为烈属，袁安的三个儿子：袁赏、袁京、袁敞都加官进爵。从此，这个后来被袁绍自诩为“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坛豪门行列。
袁京的儿子袁汤被公认为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稳前进，在汉顺帝在位时出任太仆，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袁汤前后共生育了12个儿子，但其中名字见诸史书的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开篇出场的那位新郎官袁隗。其中，袁平在少年时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这三兄弟。
不难想象，像袁、马这种豪门联合举办的婚礼，如果放到隋唐以后，将会何等的热闹。但是，先秦与秦汉时期的婚礼文化与后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和《仪礼》的规定，即便再显赫的家族联姻，婚礼也应当是安静和短暂的。作为一代儒宗，袁汤和马融当然不会容忍有违背《礼记》和《仪礼》的规定，也就是“失礼”的丢脸现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礼上发生。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失礼”是莫大的丑闻。孔子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诗经》甚至诅咒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黄昏时分，新郎袁隗应当坐着漆成乌黑色的马车，与随从们乘坐的三辆马车一起，穿过洛阳城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马家的门口迎接新娘。婚礼就从这时开始。汉字中的“婚”字，在古代与“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黄昏时分。如果在黄昏时因故无法举行婚礼，也可以改在清晨举行。总之，无论如何，都要避开日光充足的时间段。
婚礼之前，男方的父亲（也就是袁汤）应当先派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里去，询问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号（通常长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这叫做“纳采”。汉朝女子和男子一样，除了“名”之外，还有“字”。男子应在他年满20虚岁的“冠礼”上取“字”，而女子则在纳采订婚之后，在象征成年的“笄礼”上取“字”，而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也被称为“待‘字’闺中”。婚后，人们通常只称她的“字”，不再称“名”。马伦之“伦”，就是她在纳采之后取的“字”。按照蔡邕为马伦撰写的墓志铭，马伦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去世，享年63虚岁，所以她生于公元122年。汉代女子通常在15～20虚岁时出嫁，因此马伦与袁隗的婚礼应当举办于公元137～141年之间。
知晓女子的“名”以后，男方就可以到自家的祖庙内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结果吉利，男方便会再派使者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报喜，这叫做“纳吉”。然后就可以正式送聘礼，这叫做“纳征”。“纳征”以后，才可以商议并确定婚期，这叫做“请期”。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这四个程序要花费男方家族大量的钱财，而女方家族也应准备相应数额的嫁妆。
婚期那一天黄昏，新郎之所以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