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8章

个公社。当然，各人参加的期数并不一样，有些人参加一期，有些人参加两期，有些人则接连参加三期。当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后，中文系一位总支副书记胖大姐在通知我参加第二期大“四清”时，很坦率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下乡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话语，捅破了那些美丽言辞组成的包装纸，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参加“四清”工作队，本身还带有思想改造的性质，也公开表示出领导上对我的歧视。
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学师生下乡劳动虽然已是家常便饭，但除干部下放劳动的时间较长之外，一般参加三夏、三秋劳动，都是两周左右，最长不超过三周，而且，下放干部限于教职员工，学生是不算在内的，现在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都要长期下乡，思想问题当然也就很多。最主要的是觉得下乡的时间长了，耽误了学业，许多人都有些顾虑。这一点，领导上很明确地回答道：“我们到农村搞‘四清’，是去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这是最重要的学习！书本知识则是次要的。”虽然大家思想上未必真通，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否则，就要犯政治性的错误。
大概因为有这种思想动态的缘故，所以下乡之后，对读书一事防范得很严。刚到奉贤参加第一期大“四清”时，先是分片集中住宿，因为农村习惯早睡，工作队员必须随俗，我觉得时光可惜，就在大家睡下之后，点起蜡烛来看书，那时不敢带业务书籍，看的当然是马列著作，但不料此举却撞在枪口上，被带队的总支书记作为典型事例，在大会上提了出来，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是有人下乡来搞“四清”，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业务，秉烛夜读，坚持走白专道路。他的目的是要抓个典型事例，教育群众，而典型创造则常常要进行艺术加工的，所以他不肯如实说出我读的是马列著作，以免削弱批评力量，也可避免别人反抓辫子，这是非常老到的做法。但因为这批评没有点名，我也不好站出来申辩。而不点名批评，也表示他是对事不对人，目的只是教育大家，下了乡，就不要再抱着书本不放了。这批评果然有效，从此大家有空时宁可打扑克、吹牛皮，再也不敢拿起书本来读了，这倒反而成为正常生活，——当然，分散住宿之后，偷着读书的人还是有的，但别人不易知晓，而只要不汇报上去，也就相安无事。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为什么第一期大“四清”时，工作队不直接进村住到农民家里去，而要先分片集中住宿呢？
这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关。
我们下乡之前，先学习了两个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前一个文件叫《前十条》，后一个文件叫《后十条》，合称《双十条》，同时还听了王光美《桃园经验》讲话记录稿的宣读。给人总的印象，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村干部有很大一批烂掉了，而且说是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共产党手中。这样一来，进村之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而敌我友的界线，历来被看作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按照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大队的做法，则需要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我们分片集中住宿，就是为了避免住错人家，造成被动也。
那时，“四清”工作队有如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凌驾在地方干部之上，对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一上来就把他们撇在一边，用秘密工作的方法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其作派，很有点像小说、电影中所写的敌后武工队和土改工作组。我们每天上下午到定点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晚上则到贫下中农家中去串连，在劳动和串连中打探情况，然后再回到住处加以分析研究。这样排摸了几个星期，终于确定了依靠对象，组织起贫下中农协会，我们也就搬到生产队中去住，——自然是住在依靠对象家中。
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生，戆头戆脑，你也有点戆，不过比他戆得好一点，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这倒是衡量知识水平的新标准，十分有趣。但农民也在打听我们的情况，后来知道工作队中有很多人是大学生，觉得很新奇。有一次，有一位本系学生来找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叫我“吴老师”，使得我的房东大吃一惊，说：“原来你是大学老师，勿象勿象。”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还要戆些才是。
工作队进村之初，着重在清经济，首当其冲的是生产队长和会计。但我们这个队在查账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只是在队长的误工补贴上有些疑点，还有一笔账目不大清楚，工作组长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个叫金丝娘桥的小镇上去调查，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很犯愁，账目上查不出问题，“四清”怎么进展？工作组长叫我找生产队长谈话，动员他自己坦白。我用谈心的方式，先说明大道理，后晓之以政策，但生产队长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经济问题，谈不出什么结果。谈话结束之后，组长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说：“你这样文质彬彬，哪里能敲得出东西来！”过了两天，他亲自出马找生产队长训话，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来就声色俱厉地将生产队长训了一顿，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指出，队长是犯有四不清错误的，而且仿佛已经掌握了确实的材料，就看对方是否肯主动坦白交代了。这样一来二去，果然把他吓得面孔变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问题。但进一步去查核这些问题，却又落实不下来。我本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组长做预审员做得久了，习惯于对罪犯以审问的方式对话，所以会得这样凶，后来私下里问其他队的同学，说对待干部都是这样严厉的。那么，问题也许不在于职业习惯，而在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因为在学习文件阶段，已先入为主，认为农村干部大部分已经烂掉了，所以一上来就进行有罪推定，认为他们肯定有四不清的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逼供。我也学着演空手道，虚虚实实，故布疑阵。只是学得不像，收效甚微。谈话下来，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仿佛在演戏。但有此一番经历，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当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时，我立刻看出，他们玩的也是空手道，不足惧也。
但靠空手道来逼供，毕竟难以定案。交代问题的高潮过去之后，就处于胶着状态。正在为难之际，工作队突然召集我们学习新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说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