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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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策来代替法律的做法，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然而，何以在1956—1957年间，政策会如此多变，而且变动的幅度又是如此之大，却是值得思考之事。
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进入了解冻时期，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动向。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是历数斯大林的罪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在西方，有许多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在东欧，则产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即所谓“波匈事件”。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思考。
对于国际上的这场变动，毛泽东曾以很轻松的口吻，引用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句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实际上，他对苏共20大以后的国际变动，特别对于波匈事件，是极其重视的，深虑这股风吹到中国，将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会激起巨大波澜。后来他又将文化界的改革分子们比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即是这种意识的表露。
他必须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设法寻找自己的路径。前者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缺点，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者则针对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而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量存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什么都归结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上去。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是，要通过鸣放、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行。而如果只把民主当作是一种手段，而否认它作为制度的重要意义，这就会使得双百方针从根本上就无法实行。同时，在波匈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潮，也难免使他忧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势力。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就有些自由主义者出来提倡第三条路线，也就是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第三种政治力量，颇有问鼎之势。1949年发表的五评《白皮书》文章中虽然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敲打了一下，但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还是要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现在，政权已经稳固，而自由主义者的潜在威胁还很大，就准备对他们放手一击。否则，万一形成波匈事件，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他之所以不惜用“阳谋”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者，即为此之故也。
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几个头面人物身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几乎渗透到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看作修正主义温床的缘故。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那篇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把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称作万恶之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斗争指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这场运动的打击面会这样广，而后来仍要不断地寻找题目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缘故了。
然而，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正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批判了个性主义，打击了自由思想，也就扼杀了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反右运动之后，学校风气大变。民主思想受到打击之后，群众再也不敢向领导提意见了，失却监督的权力自然会更加霸道。人与人之间也失却了信任，不敢再讲真话。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教师不敢倾诚相教，生怕被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以打小报告为晋身之阶的左派积极分子。反右运动以前，我们这些学生是常常到老师家去聊天的，在闲谈中所受到的启发，往往比课堂中听课得益更大。反右之后，教师对学生不得不加提防，师生关系一直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密切程度。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大受摧折，这也影响到社会正义的培养。这些变化，正应该深入认真地加以总结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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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跃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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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1958年从农业战线开始的，但很快就带动起各行各业，出现了全面的跃进局面；而且时间上也不止于1958年，接着还有“继续跃进”，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更是跃个不停了，直到1960年全面大饥荒的出现，才被迫停顿下来，转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
复旦大学跃进大会现场。大跃进从农村开始，不久就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文教战线自然不能落后。跃进大会上动员、誓师，热气异常高涨，会后就开始通宵苦战。
复旦是重点大学，先进单位，在大跃进年代里，更是一马当先，时常有点创造发明，影响所及，遍于全国的文教阵线。往事虽然只越过四十几年，人们却早已将它遗忘。然而历史却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你不肯认真地对它加以总结，那么它必然会化为一种惰性，影响今天的行动。与其让历史左右现实，还不如对它加以正面的认识。
红专辩论与深挖个人主义思想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和“大批判开路”等口号，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式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批判“反冒进”思想开路的，农村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拔白旗来清除障碍的，高校要开展大跃进运动，除了拔几面白旗之外，还全面开展红专大辩论，深挖个人主义思想，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彻底。
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清路工作。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发表，捧场者就出来赞道：地基已经清理出来，道路已经开辟好了，文艺上的千军万马可以纵横驰骋了。
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必须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对象，不可能全面铺开。待到反右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全面深挖个人主义思想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还在1957年下半年，复旦就组织中青年教师开展红专大辩论，目的在于清算教师中的单纯业务观点。因为在领导上看来，这种偏重业务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教师本来就是从事文化科学专业工作的，业务不好，何以教人呢？这一层意思，无论如何总是想不通。不过大家鉴于反右运动的经验，不敢明确地说出罢了，只有数学系一位姓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