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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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一九九0年十二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一九三五年，胡适大我四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惟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们大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后，一九五九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合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一九六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十月十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
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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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蜕纪（7）
^生。网！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号香港playboy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海光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方面，是否对自由主义的坚持？
李敖：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则，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胡适则愈来愈退步，做了官之后，他应酬大多，连学问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么，如果你要为年轻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会推荐何人？
李敖：不会，一个也不会。
playboy：真的没有人值得你佩服吗？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镜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后一代超过他们，龚定盦说“别有狂言谢时望”，我想，我这最后的狂言，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敬礼了。
星火记（1）
（／小｜说｜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好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其陶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赏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岁时迁人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