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第33章

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个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机会。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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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