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19章

我送仲勋同志离开病房时，走廊里聚集了许多朋友。此时夏衍同志从门口急匆匆拄着拐杖走过来。我马上请夏公先进去。冠华见到夏公脸上泛起一阵喜悦。他拉住夏公的手，不等夏公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段完整的话是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我知道在他弥留之际的半夜对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是1976年的冤屈，他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不论这两次的斗争给了他多少磨难，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却一片丹心，始终不渝！岁月的流逝不会使冠华的一片丹心黯然失色，反而会越来越光照人间……！　
乔木的唁电
冠华逝世的当天下午，他的老友胡乔木同志从外地发来了唁电。我当时读着电文，禁不住泪如雨下。那些年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从未去找过身居高位的老友。但他们毕竟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乔木同志是深知冠华的。他当时的唁电全文是这样的：　
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　
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　
九月二十二日十五时　
后来的丧事一言难尽！尽管半年前，习仲勋、陈丕显同志已当面代表中央与冠华谈过话，讲清了一切，某些有关部门及某些人却仍在悼词评价、登报是否发表照片以及骨灰安放位置等等方面一再想要制造困难，压低规格。当时，对外友协的领导还是力争按原则办，但却僵持不下。我对这场争议感觉麻木。冠华的逝世已使我痛不欲生。对于这身后的一切，我已看得很淡。我也不懂为什么活着的人对一位已作古的逝者还要如此纠缠。最后友协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是说“冠华一生，无需他人在他身后评说。历史和人民是最好的见证。我不想在我痛失冠华之后去争论悼词的每一个字，或报纸要不要登照片。冠华已超脱这一切。他也不会要我去为此斤斤计较，吵闹不休。但我自然也不会同意在他不能为自己说话时任人摆布地去贬低他。既然有争议，那么我建议，一、取消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改为家属自办的遗体告别，老乔生前的朋友可自愿参加；二、不必去搞悼词和评价这类书面东西因而正式公告也就暂不登报；三、骨灰不存八宝山，由我自己保存。”有些好心的朋友劝我，别的还可以按我说的办，只是报纸还是要登的，因为那是“政治待遇”，登了对我今后有利。我说：“当初与冠华结婚时，面对那么多流言蜚语，我们两人就说过如果能当平民百姓，多么自由！如今冠华已去，我今后是一介平民，不需要‘高干遗孀’的头衔，更不想凭借冠华逝世登报纸这点余辉度我余生。今后的路由我自己来走，我会活得无愧于冠华的。”经过一番周折，我的意见胜利了。因此冠华的逝世只在9月22日当天由新华社发布了一个四十字的通告，当日对外广播，23日见报，以后的正式新闻稿由于意见不一和我的坚持没有刊登。开始一段时间，许多人的确不理解为什么冠华逝世之后只有这四十字的客观报道，没有生平介绍，没有评价。我不得不向问及者解释。如今，时间匆匆过去，在历史的长河里，多少人默默无闻地告别人世，却永远留芳人间，为人们所追颂。又有多少人曾办过轰轰烈烈的后事，却早已为人们所忘却，甚至唾弃。谁又会记得那篇悼词中的褒或贬，只有一个人一生的奉献最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对当时的决定始终无悔。冠华自己留下的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对他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何必还需他人来评说？！　
与陈老总的情谊
10月25日，对外友协主持了冠华遗体告别仪式。冠华生前的各界朋友来了六百多人。因为免去了官方安排仪式，因此来者大多是自愿来向他告别的，气氛真挚、悲切。对我来说这是心灵最难忍受的痛苦。整整三个多小时面对再也不能说话的亲人遗体，这种折磨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北京的10月本应是金秋时节，这一天却从清晨起就淅淅沥沥秋雨霏霏，上天与我同悲，更增添心头万般凄楚。仪式之后送遗体去八宝山。送的人很少，除了家属和友协的人员大概只有一位很特殊的送灵客人，那是陈毅同志的女儿从军。我没有想到她会去，但她说她哥哥昊苏因重要会议不能去送，关照她务必送冠华到八宝山，因为冠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我十分感动，自然也想起冠华生前多次对我讲过的他与陈老总的情谊。冠华多次对我说，陈老总是他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说老总襟怀坦荡，毫无私心。他对同志真诚、恳切。老总身居高位，对下级平等相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判断或做法不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下级承认自己的失误。冠华给我讲了以下这段他终身不忘的历史：1958年陈老总来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长。当时部内正在搞反右倾运动，冠华是重点批判的对象。陈老总初来时听信了汇报，认为冠华是外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部党组连续开会批判冠华，说得都很重，因为1957年时冠华就险些成为右派，那时他被批判为裴多菲俱乐部主要成员。后来是因为周总理保了他，没有打成右派，否则他的才华早在当时就会被埋没。没料到一年后出了庐山会议接着批右倾，他又成了目标。陈老总在党组会上曾经批判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最后，冠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冠华对我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了。有些人本来关系很近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冠华，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他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里知识分子成堆，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骜不驯。老总说他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的汇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冠华不要计较。冠华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从此他们成为工作中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不谈的挚友。1971年陈老总处于逆境，肠癌手术后住301医院治疗。当时的301为林彪集团控制，医护人员对陈老总态度极坏。冠华这年5月下旬因咳血肺结核旧病复发也住进了301。此时已是珍宝岛事件后柯西金与周总理机场会谈决定中苏开始边界谈判，冠华被任命为中方团长，从而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时能看到各种文件，因此也能把很多信息告诉陈毅同志以及当时处在监护住院治疗的廖承志同志。有时冠华还让司机偷带些酒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人性格如此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　
这年7月，冠华出院，陈老总还在医院。9月13日，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冠华是最早知道的，因为当时总理召集会议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会议中途，消息传来，林彪座机坠毁温都尔汗。一时群情激奋，《人民日报》的崔奇同志坐在冠华身边，抄录了一首短诗：“黄沙有幸传喜讯，白铁无辜焚佞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崔奇同志给我写了个说明，其中说：“后两句是杜甫的诗，因冠华曾在1963年7月写的一篇反修文章中引用，受到主席称赞，故我拿给他看。他看了会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另写一首打油诗和之，七步未止，四韵俱成，我那几句实为抛砖引玉之砖矣。”冠华历来在情绪激动时也喜欢作几句诗。于是他当即仿唐人卢纶诗句略改数字，出成新意一首，回赠崔奇：“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后来郭沫若同志读此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