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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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60年代，各国共识的重心却又开始向左转去。这个转变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出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凯恩斯式的管理学说下日渐退却，甚至在坚持古典阵营的死硬派国家，如比利时和西德，也不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上一辈的老先生开始退出舞台——这些曾经照管过资本主义一代稳定复兴的前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生于1890年）、德国的阿登纳于1965年（konradadenauer，生于1876年）、英国的麦克米伦于1964年（生于　1894年），甚至连伟大的法国元帅戴高乐（生于1890年）也不例外，均在这段时期纷纷告别政坛。一时间，世界政治场上一片返老还童青春重现之象。事实上对温和左派的人士而言，50年代对他们是如此地话不投机，而黄金年代的巅峰时期则与他们真正是情投意合，此时，只见他们再度在西欧各国的政府中活跃起来。这股又开始向左转的趋势，部分原因来自选票方向的转移，如西德、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选民。到70年代，进入80年代初期，其势更猛，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均于此时达到他们的最盛时期。不过就一般而言，各地选举结果多半仍极稳定——选举的方式，往往过分夸大了规模其实很小的转变。
然而，在政治风气向左转的同时，这十年间的公众生活也出现了一种极大的转变，即在实质意义上完全符合“福利国家”字眼的国家开始正式出现。在这些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里，社会福利开支的项目——包括收入水准的维护、民众医疗和教育的提供——成为国家总开支的最大宗；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人数，也组成公家机构里的最大一支。以70年代的英国为例，社会福利人员占全国公务员的40％，瑞典更高，达47％（therborn，1983）。以此定义出发，第一批真正的福利国家约在1970年出现。在缓和的年代里，军事开支的降低，当然也自动促成了其他项目比率的提高，其中尤以美国的例子，最能显示出这项改变的真实性。1970年越战最高峰时，美国学校教职员的人数却首次开始大量多于“国防人员”（statistical　history　1976，ii，pp．1102，1104，1141）。到70年代结束，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均变成正宗的“福利国家”，其中6国的福利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西德、意大利和荷兰）。黄金年代终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负担自然造成相当的问题。
当时，“发达市场经济”的政治生活，如果还不算沉寂到令人昏昏欲睡的程度，起码也似乎一片宁静祥和。说的也是，除了共产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海外争权夺利造成的危机与核威胁之外（1956年有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冒险，1954－1961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掀起战火，1965年后则轮到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鏖战多年），还有什么叫人激动兴奋的事呢？正因为如此安静的背景，1968年间全球突然冒起的激进学生运动，才会让政客及老一派知识分子大感吃惊，一时之间措手不及。
学生运动的突如其来，显示出黄金年代的平衡稳定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在经济上，生产力和工资不断增长，其间的平衡全赖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保持住稳定的利润。但如今生产力不再持续增加，工资却依旧不成比例地继续上升，无可避免，自然会导致不稳定的失衡后果。黄金年代的出现，全凭生产力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两者同在增长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可说完全不曾存在过的奇妙现象。工资增加的比例，必须快到使市场上始终保持活力的气象，可是却不能快到对企业的利润造成损害。然而，在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年代，该如何控制工资？更概括地来看，需求如此活络，市面如此繁荣，如何控制物价也是一门学问。换句话说，到底该如何驾驭通货这匹难驯的野马，或至少将之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此外，黄金年代的存在，也靠美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高高在上的地位。美国主控的角色——虽然有时并无意义——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剂及保证人。
60年代时，黄金气象的各个环节都开始露出疲态。美国霸权的地位衰退，以黄金美元为基准的世界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一些国家里，劳动生产力开始减缓，而以前推动着工业大景气的内部移民——这个提供劳动力来源的贮水槽——更有干涸见底的迹象。20年时光流转，新一代已经长成，对这些成年男女来说，两次大战之间的悲惨经验——大量失业、没有安全感、稳定不变甚或直线下落的物价——都只是历史书上的文字，而非他们切身经历。这群人对生活对未来的期望，完全根据自己这个年龄层的实际经验及感受，即全面的就业，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friedman，1968，p．11）。60年代，全球爆发起一阵工资猛涨的狂风，不论引发这股风暴的原因为何——劳工短缺、雇主努力压住实际工资上涨的幅度，如法意两国的例子：学生反抗的大浪潮——关键所在，是这一代已经习惯于不愁没有工作的工人们突然发现：长久以来，虽有工会为他们定期谈判谋得固定的加薪，但是实际的上涨幅度，却远比他们自己在外面市场上议价所取得的为少。市场性供需的真相披露——在此，我们或可察觉到一股向劳资斗争回归的古典趋势（1968年后“新左派”即据此振振有词）。然而无论如何，1968年前那股温和冷静的谈判场面，至此已不复存，黄金年代末期的人心的确大有改变了。
劳动人口的心理现象，与经济事务的动作有着极为密切直接的关系。因此劳工心理一旦变化，震撼力远比学生风潮为大——虽然后者闹事的新闻为媒体提供了更有戏剧性的素材，也为口沫横飞的评论家提供了更多的话题。学生的反抗运动，实质上是属于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现象，动员的对象只是人口中极小的一群；这群天之骄子，甚至不被视为公众领域中的特定群体，而且——既然他们多数仍在就学——根本就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之外，唯一可以沾得上边的角色，只是作为摇滚唱片的购买者而已。总而言之，这是一群（中产阶级的）青少年，他们的文化意义远胜于政治意义。西方学生运动展现的政治意义，倏忽而逝——与第三世界和极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和第十五章第三节）。但是反过来说，却也具有一种象征性的警告意味，向那些以为已经将西方社会问题永远解决了的成人，提出一个“必死的象征”。因为黄金年代改革派大家克罗斯兰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途》（the　future　socialism），美国社会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达的《福利国家以外》（beyond　thewelfare　state），以及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之死》（theend　of　ideology），均出版于1956－1960年之间。他们的立论，也都一律建立于同样的假定，即在如今这个基本上差强人意的社会里面，靠着不断的改进，内部必将愈发和谐。总而言之，他们都对组织性的社会共识深具信心。然而，事实发展证明，这种协调共识局面的寿命，并没有活过60年代。
因此，1968年并非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非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只是一个信号。它与工资暴涨不同，与1971年布雷顿森林立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也不同，与1972－1973年间的谷物大景气，1973年石油输出国家掀起的石油危机更相径庭。而在经济史家搜索枯肠，企图为黄金年代的倏然结束找出一个理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