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74章

不曾启用，两个核大国，却曾加入三大战事（但彼此不曾亲自交手）。美国及其盟友（以联合国为其化身），深受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震撼，于是在1950年介入朝鲜战争，企图阻挡北方的共产党政权向这个分裂国家的南部入侵。结果美方大占上风，得意之余，在越南战场上故计重施，可是这一回却吃了败仗。而苏联在军援亲苏的阿富汗政府，对抗有美国撑腰、并由巴基斯坦提供人员的游击队8年之后，于1988年决定退出。简单地说，超级强权在科技竞赛上花费不赀，所得却很有限，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成果。战争阴影不断威胁之下，反而推动了国际和平运动，并以核武器为最大的反对目标。在欧洲部分地区，反核风潮不时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却被冷战的推动者视为共产党的秘密武器。不过，解除核军备的成效也不甚明显，只有美国年轻一代的反战分子，在越战时期掀起的反征兵浪潮颇具功效（1965－1975年）。但至冷战结束，种种运动的呼声，如今都成了崇高理想的记忆，只留下一点儿当年的新鲜枝节为今人所用——比方1968年后反文化小团体所用的反核符号；以及环保人士对任何核用途一律反对的偏颇态度，也都是当年运动残留的产物。
冷战效应之中，更为明显的一项则为其政治作用。几乎立竿见影，将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下的世界，立即分成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当初欧洲各国国内政坛左右通力合作，反法西斯之战终获胜利，到了1947…1948年，却又立刻分为亲共与反共的两大阵营（其中只有三大主要交战国为显著例外，即英美苏三国）。在西方，共产党从此被逐出政坛，成为政治流浪儿。1948年意大利举行大选，如果当时共产党获得胜利，美国甚至计划出兵干预。而苏联也不甘示弱，将非共分子从麾下所谓的“多党制人民民主国家”内全部扫除，重新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专政。同时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情报局）以与美方抗衡，不过说来特别，这个新组织比其前身，不但权限大为减缩，对象也仅以欧洲为主。1956年国际局势的紧张高温下降，共产党情报局也便悄然解散了。苏联的铁碗紧紧控制着东欧各国，奇特的是，只有芬兰一国得以逃过这个厄运。原来苏联大发慈悲，1948年竟然让芬兰政府将共产党从政府部门里除名。斯大林为什么放过这个小国，却不在那里建立卫星国政权，其中原因至今是谜。也许芬兰人的好勇之气，把他给吓住了，怕他们再度拿起武器反抗吧。芬兰先后曾在1939－1940年与1941－1944年间起义，斯大林可不想再度卷进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大战。至于桀骜不驯的南斯拉夫，他也曾尝试收编，可是铁托不吃苏联那一套，终于在1948年与莫斯科老大哥正式决裂，从此自行其是，哪一伙也不参加。
共产党集团国家的内部政治，可想而知，从此一党专政不容他人置喙，然而一党专政的脆弱性从1956年开始愈发明显（见第十六章）。至于与美国联盟的各个国家，内部政局就比较没有那么单调；不过大小党派，除了共产党外，对苏维埃制度都深恶痛绝，在这一点上大家倒是意见一致。因此就外交政策而言，无论由谁上台执政都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大战中的两个前共同敌国，日本与意大利，美国一手替他们把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在这两国内建立了等于永久一党制的系统。在东京，美国鼓励自民党的成立（liberal　democratic　party，1955）。在意大利，美国则坚持将当然的反对势力从台上扫除，因为这个反对党刚好正是共产党；意大利政权便交到天主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手中，另外则视情况需要，偶尔也拉一点花瓶党派进来凑数——如自由党派、共和党派等等。60年代开始，意大利其他唯一的重要党派社会党，自1956年跟多年交情的共产党划清界线之后，便同天主教民主党一同组织联合政府执政至今。如此安排之下的结果是，意大利共产党及日本社会党的势力从此均被镇住，收编成为国内主要的反对大党。依此体制成立的政府，则贪污腐败至极，终于在1992－1993年间东窗事发，内情之丑陋连意日两国的民众都目瞪口呆。丑闻既经曝光，朝野党派同时动弹不得，与当初为他们存在撑腰的美苏霸权平衡的世界局势，同时陷入瘫痪的境地。
一开始，罗斯福的顾问曾经在盟军占领下的德日两国试行过反独占性的政治革新。虽然不久美国即改弦更张，与这项设计反道而行，可是幸好还有一件事足可让美国的盟邦大感安慰。那便是一场大战已经将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明目张胆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其他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右派组织、民族主义政治主张，从众人可以接受的政治舞台上一扫而空。因此在所谓的“自由”对“极权”的纷争中，以上诸般神圣固然是对付共产党最有力的成分，如今既然销声匿迹，自然不可能像德国的大企业或日本的大商社大财团一般，再度动员为“反共大业”效力了。主力部队既去，西方冷战派政府的政治基础如今便只剩下战前的左派社会民主人士，以及非民族主义的温和右派。如此一来，与天主教会挂钩便变得格外有用，因为教会的反共立场及保守性格，自是舍我其谁天下第一。更妙的是，教会出身的“基督教民主党派”（见第四章）不但拥有扎实的反法西斯记录，尚有一套（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1945年后，这些党派在西方政治上扮演了中心角色；在法国为时甚短，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诸国则持续相当长久的时间（见第九章）。
然而，冷战对欧洲各国内政的冲击，远不及其对欧洲国际政局影响为大。问题重重的“欧洲共同体”因冷战而生。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构想，借着永久性的安排（至少是长久性的），进而统一各个主权国家经济活动、法律系统（就某种程序而言）。1957年初成立时，原始参加国有6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到1991年，正如其他各种冷战时期的产物也开始摇摇欲坠一般，已经又有另外6国加入（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希腊）。此时欧洲组织的设计，已倾向在政治经济一体化上更进一步，形成更密切的组合，最终目的是在欧洲建立联邦或邦联式的永久政治联合体。
欧洲组织，跟1945年后欧洲出现的其他大小事物一样，原是由美国一手促成，却转而对抗美国。此中情由演变，证明美国势力之盛，同时也反映其模棱两可之处，以及其影响力毕竟有其限度的事实。更进一步，我们也可看出各国心事之深重，竟愿放弃歧异，组织统一阵线以壮大。它们害怕的对象并不只限于苏联，以法国为例，德国始终是它最大的顾忌。此外，各前参战国和被占领国家的担心程度虽然没有法国那么强烈，却也都不愿见到中欧地区重新兴起一个强大国家。现在大家却发现自己被套牢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与强大的美国，以及在经济军事上都再度复兴的德国结成盟友——所幸后者的国土已经大不如前，被截成了两半。当然众人对美国也心事重重。说起来美国是对抗苏联不可或缺的伙伴，可是这个伙伴却不甚可靠，更别提——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它总是把自己世界霸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连它盟友的利益也可以退居其次。读者诸君可别忘记，二战后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各种安排和设计决策，都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最高前提”（maier，1987，p．125）。
但是对美国的盟友而言，幸好1946…1947年间的西欧形势太紧张，华盛顿当局不得不仔细斟酌。它决定当前的第一要务便是复兴欧洲，不久对日本经济也做出同样的结论。于是一个大规模帮助欧洲重整旗鼓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便在这种背景下于1947年6月正式开锣。这项新计划与以往野心式的经济外交不同，多数是以赠援的形式而非借款。根据美国原本设计的方案，是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自由汇兑，以及自由市场的世界经济体系，并由美国当家作主全权支配。还好各国再度鸿运当头，单就一项因素而论，便使得美国的如意算盘完全不切实际；欧洲和日本资金紧张，对日愈稀有的美元求之若渴，自由化的贸易与国际付款方式根本不可能立即实现。而美国一家之力，也无法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