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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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仍然怀疑蒋的爱国领导的中国人来说，战前时代的中国确是一幅令人厌恶和失望的画面。还要我来讲讲无耻、凶残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国方面同样无耻的投降态度和对所有反日情绪的无耻镇压吗？我是否应该从头讲讲日本的卑鄙、不可忍受的傲慢，以及中国人难以容忍的恭顺和屈从，乃至稍有些许自尊心的人们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条件？当日本浪人在北京的一个市场对妇女进行调戏和哄笑时，中国的丈夫们只能在旁观看，束手无策，而此时的北京尚在中国控制之下，中日尚未交战。难道这两个民族不应该一决雌雄，结果使中国要么保持一个平等的国家，要么沦为日本的附庸国，中国政府是如何不惜实行最严格的新闻检查并严格禁止示威游行以压制反日情绪的呢？尽管有着种种防备，学生的示威游行还是爆发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挥舞着大刀朝学生砍杀。是同样的大刀，燕京的学生们曾经送给过去在长城上抵御日本军队的第二十九师；还有，在寒凤刺骨的天气里，警察们拿着消防水管朝示威游行的学生身上浇凉水。1930年5　月，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北平学生的一次示威游行，后来都血流满面地坐在黄包车里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闻检查是如此的严格，几天之后我回到上海，发现上海的中国报纸没有登出一条有关游行示威的消息。回上海途中，在天津东站，我亲眼看到日本货物在光夭化日之下走私进来。大堆的日本棉花和食糖耸立在一个中国的火车站上，四五个日本人和朝鲜人两腿叉开，稳稳地坐在板凳上，而中国的火车站的铁路警察则只能两眼瞪着看，敢怒不敢言，因为人家有治外法权！
日本的走私犯在天津，曾在半夜里把中国旅客从三等车厢里赶下来，又把他们的货物从窗口塞进去。中国的铁路只得把他们的走私物品运往济南，还要被骂为反日，“对中日合作没有诚意”。中国的铁道部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不具备表明已经付过关税的证明书的货物，火车站一律不能接受托运。但是，日本领事馆则宣布，这样做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如果谁敢动日本和朝鲜走私犯一根汗毛，他就要承担全部后果，从赔偿到遭受军事处罚。日本的军舰已经把中国的海关小艇缴了械，并且严禁他们在山海关的水面上巡逻，山海关成了一队队日本汽艇和帆船卸货的港口。中国海关的船只与日本船只相遇，都会被视为对日本旗的大不敬，事实上这种情况也确实发生过一次。1935年中国海关的官方报告说，在仅仅9　个月内，华北的大量走私已使关税直接收入的损失超过2500万元中国货币。然而，关于这种大规模走私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报道或评论，在中国报纸上也是不许可的，尽管这种走私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直到伦敦和纽约的报纸纷纷报道详情，中国报纸才开始有所披露。
定县（在北平附近）的一个中国鸦片商被逮捕，后来却又不得不释放，因为日本在京当局拍来了电报，日本游客要去游览和视察清华大学和其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学图书馆，市政府会通知中国的学校当局把那些可能提到满洲沦陷的大批现代历史书籍藏起来或销毁掉。两则有关广田的并无什么恶意的幽默小品文，也从我的杂文集中被删去，这样，我的上海出版商才敢出版。
我在上海的一家英丈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人不断增加的影响，以及学习日语的明智，结果遭到了刚从日本归来的外交部情报司的头目的严厉警告，周刊的负责人不得不立刻连夜乘车到南京疏通关系，并发誓今后要规规矩矩。那些年里，在上海的中国报纸上，我从未读到过一篇涉及到日本的社论，谈论日本是不允许的。《新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来槁，把“满洲国的皇帝”描绘作“傀儡之傀儡”，结果，上海的中国法院在日本的直接压力下，判处壮经理14个月的监禁。事后，一位年轻的读者读到有个姓杜的人正好在这段时间里死去了，便误以为是那个爱国的杜经理，于是他悲痛得自杀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其他大学发起了一次游行示威，学生们要求乘坐火车到南京政府门口示威。但铁路当局硬是不让他们上火车。于是，学生们抢到了几节车厢，机械系的学生驾驶着火车头，但车到苏州之后，中国当局扒了铁道，强迫学生疏散，并返回上海。另一次本已准备好的上海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又因中国宪兵闯入复旦的男女生宿舍抓走8　个学生而告夭折，那是在1936年3　月24日。次日，除英文报纸在头版头等刊登这个事件之外，中国报纸对此事只是一笔带过，还刊登了新闻发布中心发表的一篇淞沪警备司令的发言：少数共党学生如此无视法纪，指挥总部的联络官员命令上述学校当局交出共党不法分子，同时提醒那些好学生不要被共党利用，劝说他们要专心读书。近在1936年秋，8　个①很有声望的中年编辑和律师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共产党嫌疑，但全部在上海遭到逮捕和关押，罪名是公开组织反对日本侵略的团体。直到战争爆发才被释放，因为其时孙逸仙夫人到法院抗议，要求同服爱国罪：“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
广田及其继承者们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挑起反日情绪”，这种指责的可笑与可悲性只有那些从开战前的岁月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1936年2　月20日南京发布的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立即扼杀了爆发于一月份的遍及全国的学生大规模反日聚会，命令包括下列四条：1。对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煽动闹事、破坏交通设施的企图，任何危及民国安全的行动，治安军队和警察将使用武力或其他有效措施加以镇压。2。任何人若被发现以任何形式宣传、鼓动他人从事上述犯罪行为的，无论是通过文字、图画、演讲，还是任何其他形式，都将被当场逮捕，如有反抗，治安人员则可用武力或其他方式迫其就范。3。旨在扰乱社会安定和秩序、蛊惑人心的游行集会，将由有关的治安军队或警察予以解散；游行集会的首要分子以及任何拒不解散的人，都必须予以逮捕。4。任何人如若藏匿或收留上述条款中的违法分子，或帮助他们逃跑，将被逮捕。
正是在这种所谓针对“危及国家安全罪”的“紧急状态法”的庇护下，复旦的学生在法令颁布的第二个月便被合法地逮捕了。1936年我在《中国新闻舆论史》（芝加哥大学版）一书的“新闻检查”一节中不得不这样写道：新闻的例行检查，意味着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来自出版社或其他人们的“干扰”，从而行使国家的职责。当一个政府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上都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人们当然就不在乎把他们的嘴巴闭上；然而，当政府节节败退，属于整个民族的版图日渐减少，人民却不能讲话，新闻媒介的嘴巴也被封上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闻长期受到检查，结果自然是人民会普遍产生玩世不恭和沮丧情绪。统治者总是一再呼吁人民在民族危急关头保持“镇静”。这在东方传统里是再贴切不过的字眼，但是当这种漂亮的“镇静”保持得太久了的时候，当人们感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国破家亡，自己却于事无补时，这种“镇静”就与玩世不恭者的麻木不仁己相差无几了。
我还写道：有一个事实是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说今天的中国人还是30年前的中国人，这是谎话；仅仅因为在新闻媒介中，或者在公开活动中，看不到人们有任何反抗行为，尽管自己的国土一天天地被吞食掉，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说中国人对国事“漠不关心”，这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任何一个不及蒋介石政府那么“强大”的政府都不可能既将人民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情绪压制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