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11章

?41，037，000镑，而他们的净产数是406，799，000镑。——著者（英文本）
不但这样，并且那些拥有资本的人还不断地限制生产，以减少货物的产额。我们且不必说那些专门供富人吃的牡蛎，宁可一车一车的抛在海里，只为了免得它变成平民的食品。我们更不必说起象牡蛎那样地处置了的千百种奢侈品——织物、食品等等。我们只要记着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限制人类最必需的物品的生产便够了。无数的矿工准备着，并且也很愿意来天天挖煤，送给那些冷得打颤的人；然而通常他们里面的三分之一，甚或三分之二在一个星期内不能做工到三天以上，因为老板要维持煤炭的价格，不愿因煤的出产加多而使其价格减低。成千成万的织工也同样地被禁止使用纺织机，虽然他们的妻子儿女只穿着破布，虽然全欧洲四分之三的人都穿着不象样子的衣服。
时常有几百个熔矿炉，几千所工厂休息着不开工，又有许多只做半天的工——然而在每一个文明国家里面，都有二百万以上的失业工人；他们到处寻找工作，却始终得不到一个！
倘使叫几百万人来开垦荒地，或把瘠地化为收成很好的沃土，他们将会是何等地欢喜！一年间的方法得宜的劳动，可以使英国数百万英亩荒废着的象现在所谓绝对不毛之地，生产出五倍多的东西来；更可以使现在一英亩只产出八英斗的小麦的法国南部的干地，增加五倍多的出产。然而这些勤勉的愿意去开垦的人却得不到工作，仍不得不过着闲荡生活。这实在是因为那些土地，矿山和工厂的主人喜欢把他们从公共社会掠夺来的资本，投到土耳其和埃及的公债里，投到巴达哥尼亚的金矿中，使埃及的农夫，意大利的移民，中国的苦力作他们的工钱奴隶。
这不过是直接的有意的限制生产。此外还有间接地，无意地限制生产的方法，这便是把人类的劳力耗费在制造绝对无用的，或仅能满足富人的虚荣心的物品上面。
财富遭受着间接的限制到怎样的程度呢？应该用于生产上的精力，并且特别用于生产所必需的机械的设备上的精力，又被耗费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简直不能用数目字算出来。我们但看欧洲每年耗费在军备上的那笔大款，其目的不过是为着攫取各国市场的支配权，使自己的货物畅销于邻近的地方，俾国内的掠夺更见容易。又每年要耗费数百万金钱来供养各种官吏，他们的职务却仅仅是来维持少数人的“权利”（即是几个富豪的权利），少数人操纵国民经济活动的权利，并且还要耗费数百万金钱来维持裁判官、监狱、警察，以及一切所谓“正义”的装饰品，这完全是耗费于无用之地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大都市中的贫乏稍微减轻一点，犯罪的事也会因之而减少的。最后我们还要说每年耗费在宣传毒言邪说的印刷物上，以及为党派，为政治家和投机的公司等等的利益而出版的造谣的报纸上面的金钱，也有数百万之多。
然而还有前面未举出来的劳力的浪费。譬如保持富豪家中的马厩、狗窝、奴仆等等的事；助长交际社会的新奇流行和迎合庸俗的大众的低级趣味的事；又如强迫那些消费者购买他们所不需的物品，或利用夸大的广告来把劣货卖与他们的事；此外还有制造者为着贪图厚利的缘故，去生产绝对有害的物品的事：这样的浪费是很可惊的。假使把这种浪费完全用来生产有益的物品，那么，我们的财富又要增加一倍以上。假使把这种浪费用来置备机械，放在工厂与制造所里面，那么现在三分之二的国民所缺乏的物品又会充满在商店中了。在现今的制度之下，各国的生产者中，差不多整整有四分之一在一年中间有三四个月是得不到工作的，还有四分之一的劳力（其实甚至可说是二分之一）的结果完全造就了富人的娱乐和公众的掠夺而已。
因此倘使我们考察一下现在的情形，看见一方面各文明国内生产的增加异常迅速，一方面又看见现在情形下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生产，我们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倘使把经济制度改良一下，使它更为合理一点，那么，不到几年的工夫，必要的生产品便会积蓄了很多。到了那时，人人都要说：“够了！够了！我们的煤炭、面包、衣服等等都很够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考究怎样才能够好好地利用我们的闲暇，发展我们的能力！”
从此，我们可以相信万人的安乐不是梦想了。诚然，在上古时代，人用尽他一身的力量耕种一亩土地，只得着几斗小麦，并且还要用手来制造农业上，工业上的器具时，这算是梦想的。然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现在人们已经发明了发动机，只用少量的铁和几包煤炭，便能运转复杂的机械象驾驭柔顺的马一般，在这时候，万人的安乐不再是梦想了。
但是要实现万人的安乐，就不应该将这莫大的资本——城市、房屋、牧场、耕地、工厂、公路以及教育等等——认为一种可以由少数垄断者自由支配的私产。
这些由我们的祖先在困苦艰难中所获得，所建筑，所创造，所发明的丰富的生产工具，应该成为一种公共财产，俾万人的最大福利可以由众人的共同利益中产生。
应该要有充公的创举。应该知道万人的安乐是目的，充公是方法。
Ⅱ
“充公”，这就是历史放在我们二十世纪①的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一切能够用来创造众人幸福的东西皆归众人所有，这就是近代人的最大要求。可是，这个问题却不能靠立法解决。现在没有人会这样想。穷人和富翁一样，知道非但现在的政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便是将来任何政治革命所产生的政府也不能够解决它。人们已经感到社会革命的必要了，无论贫人或富人，大家都公然相信这个革命已经逼近了，它是时时刻刻可以爆发的。
①法文原本出版于1892年，故作“十九世纪末叶”。——译者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人类思想有了一种大的变化；这种新的精神被少数人（换言之，即有产阶级）箝制了，不能任其自然发展，所以它必须以强力冲破藩篱而爆发为一个革命。
革命从何发生呢？革命怎样爆发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那些能够观察而又能深思的人决不会看错它的兆候；劳动者与雇主，革命者与保守党，思想家与实行家，大家都感到革命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将做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用心研究过革命的戏剧性的一方面，而少注意到实际的革命工作，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只见到这些大运动的舞台的效果，如起初几天的战斗、障碍物等等。但是这种战斗，这种开始，不久就完结了。真正的革命工作只有在旧政府倒坍以后，才能说是开始。
旧的统治者已经无能为力，而又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所以即刻会被暴动的烈焰疾卷而去。1848年有产阶级的帝政只在几天内就消灭了；并且在国王路易·菲力普坐着马车逃出法国以后，巴黎就完全忘了它的废王①。同样梯也尔政府在1871年3月18日那天几小时内就不见了②，让巴黎去决定它自己的命运。然而1848年与1871年仍只是暴动而已。在民众革命之前，旧的统治者逃遁之快，更是出人意料之外。这班旧秩序的主持者逃匿到外国去，在安全的地方躲着，图谋再举，设法卷土重来。
①指法国二月革命的事。——译者
②指巴黎公社革命的事，梯也尔（ad．thiers）在六十几天以后又攻进了巴黎，参看第53页注③。——译者
旧政府消灭了，军队也在舆论的怒潮之前迟疑起来了，他们再不肯服从他们的指挥官；那些指挥官也很聪明，很谨慎地逃开了战地。于是军队交叉着两手让革命党人自由行动，或者去和暴动者联成一气。连警察也垂着双手不知道应该打革命党人呢，还是应该高呼“公社万岁！”有的便回家去，“等待新政府的成立。”富有的人收拾他们的行李，逃到安稳的地方去。只有平民留在城里。——看，一个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在许多大城市，公社制度宣告成立了。几千几万的人在街上游行，夜间自己跑到各种临时俱乐部里去问：“现在应该做什么？”并热烈地讨论公众事务。一切的人都很关心社会的变动；昨天的中立者或者就是今天最热心的人。到处都有自愿牺牲者，每个人都希望着维持胜利。崇高的献身的行为就在这时发生了，群众的唯一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