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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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
②见《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因此克鲁泡特金便把人类欲求之满足作为他的观察的第一义，而显明地与那般对财富之生产异常重视的经济学的代表者对抗。这个好象完全是不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却有着一个深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之最中心的本质，便是将个人的致富放在社会全体的负担上面，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物质的价值之生产当然占着最重要的决定的地位。经济学的目的既然是给资本主义制度之社会的认可与必要，找到一个理论的基础，那么无怪乎它的代表者们要把他们的注意集中在生产问题上面了。克鲁泡特金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把财富生产与消费的状况引回到它的本来的基础上；他认为生产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在他，问题的中心乃是：人类欲求的满足；它的本质的意义就完全在这个目的上面。因此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之下，欲求之研究便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而生产作为它的基础，则应该来完成这个效果。
在这个研究中克鲁泡特金得到的结果和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所得到的完全不同，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现今社会秩序之下人类的生产量已经比较保证万人的幸福所必需的超过很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现在的生产关系之下，生产量实在比较满足我们的生活欲求所必需的少得很多。这应该归咎于下面一件事情：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下走入了完全错误的道路。因此在革命实现以后，单是让各人仍旧继续他的日常的工作，只把如今落在资本家的袋里的“剩余价值”收为社会全体的利益，这样来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信赖这样的思想，即是，我们的全部生产必须建立在完全新的原理上面，并且依着这个原理规划进行，来使一切部分的生产能力大大增高，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万人的安乐。
克鲁泡特金依着详细的科学的研究给我们指示出来：所谓这样的社会状态之可能性决不是空想的；他又向我们证明：在我们经济生活之合理的而且有计划的组织中，生产能力真可以增高到不可测量的程度。然而最要紧的还是先把那个以为近代的“分工”与“工业集中”是绝对必要之盲目的信仰摆脱掉（那个信仰在现代的经济学家看来却是完全无误的教条，而且它又象一个梦魔似的压在我们的身上）。在近代国民经济学的那些伟大的创立者的心目中，这两个现象启示了一个有着无限经济的可能性之新时代，这个新学说的印象竟是如此之深，以致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人们也习惯地把它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之历史地必然的前提条件。然而实际上它不过是那个与社会主义冲突最厉害的资本主义榨取制度存在之前提条件罢了。在如今我们近代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中现出来的千万兆候给我们指示出来，这个不健全的制度，对于生产者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发展，对于社会一般的正常的存续，实有可怖的影响与危害。我们的工业与农业之不调和以及精神劳动与筋肉劳动之不幸的对立，便足以证明这个事实。因此要解决我们的经济生活，适用的口号并不是工业的集中，而且工业的分散，并不是分工，而是全工（劳动的结合）；到社会主义去的路便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克鲁泡特金给我们指出了这个新的发展之正确的指标，这个新发展便是将我们的教育根本加以改造，使我们的全部生产的出产能力大为增高，以便能够毫无困难地满足社会安乐之一切的要求。正是这个确信使得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拥护“自由享乐权”，并且排斥一切将社会所完成的劳动依着它的个别的价值来评价来计量之企图。依据这个理由他便根本否定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以至马克思所定的“特殊劳动”与“单纯劳动”的区别，认为这只是随意的假设。他用他的简明的笔调指出李嘉图、蒲鲁东与马克思等所主张的一件货物的价值当依它所含有的社会的必要的劳动来计算，只是一个缺乏科学根据之无益的思辨。交换价值与劳动量并不互相为比例；要以一个作标准来量其他一个，是不可能的。亚当·斯密说，必要的劳动量一增加，则货物的交换价值也随之增加，克鲁泡特金对这种说法并不表示反对；“不过要从这个引出结论说，因此这两个数量是互为比例的，一个可以作为另一个的尺度，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正如断定明天将落的雨量和明天晴雨表下降到当地与本季节的通常气压以下的度数为比例，是同样的大错。”①
①《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然而克鲁泡特金所注意的并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我们就要遇到的社会大革命，不只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之根本的改变，并且也必须是现代政治组织之完全的革新。因此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突击，同时也是向着国家的支配的突击。在十六世纪开始才在欧洲发达的近代国家之中央集权组织，并非随意地形成的，这是当时在欧洲各国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之自然的结论。由于私人独占之扩张与社会之阶级的分化（这是和那个立在封建基础上的旧文化群之暴力的而且有组织的压制相关联的），在支配阶级便感到有创造一个制度来保护他们的经济特权，维持他们的社会势力之必要。这个制度便是近代国家，行政的中央集权化以及社会的权力之归个人掌握。这个制度实际上不过是有产阶级之组织化的强权罢了，或者用克鲁泡特金的话，即是“领主、僧侣、军人、法官等的一个互相保险的团体，它的目的是在支配人民，并且利用民众的贫苦来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②
②见《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又参看《国家和它的历史的任务》（中译本全集第九卷）第八节。——译者
人对于人的支配将与人对于人的榨取同时消灭。权力的独占也将与财产的独占一起从人类历史中消去。国家的中央集权必须让位给自治的公社的联合，法律的强制也应该让位给自由合意。克鲁泡特金在人类活动的各方面之千百的团体与社会结合（它们的工作与存在都是建立在会员间互相的自由合意上面的）里面，已经见到了这个新的发展的兆候。因此在他看来，无政府共产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中特别显著的在经济生活与政治组织两方面之二大精神的运动之一种综合。他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主张土地、资本与劳动工具的私有制度应该消灭，而生产手段则应该收归社会共有，由社会价值的生产者自身来管理。他并且和那般政治急进主义之最进步的代表者一样，主张政府的权能应当缩至最小限度，社会的各分子应有发意之自由和自决权。在社会主义方面，克鲁泡特金得到了它的最后的结论，他主张工钱制度之完全的废除——他主张共产主义。在政治急进主义方面，他达到了这个理论之终极的归结，他主张将政府的权能缩小到没有，这使他达到一个没有政治支配制度的社会状态之观念，使他达到了无政府主义。
关于社会之发展倾向的这种见解是和离世孤立的观念论者的空想的认识并无丝毫关系的，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在他的光辉的著作如《国家和它的历史的任务》、《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近代国家论》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证明出来了。而在他的那本充满着不灭的价值的名著《互助论》（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中他更特别显著地给我们展开自然界的运行中之完全新的景象，并且立下人类进化史的一个全新的理解之基础。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的论旨，甚至近代博物学的最优秀的代表者们也以为这单是指在同一动物种族或同一人群的个体中间发生的继续不断的斗争，在这斗争中强者残存而弱者灭亡——数十年来都流行着这样的解释。现在克鲁泡特金却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