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第32章

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这样流行、这样普遍、这样容易在自发感染和有意宣传的影响下传播开来。
在1815　－1848年之间，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亚洲和非洲尚末受影响，亚洲第一轮大革命，“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要到19世纪50年代才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820－1824年。欧洲地区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带，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腊（1821年）为中心。除希腊外，所有起义都遭镇压。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重新复活，该运动是受到拿破仑于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发，并在最初的尝试失败后，沦为少数偏远地区的难民和盗匪活动。西属南美的三个伟大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圣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各自建立了独立的“大哥伦比亚”（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共和国）。阿根廷（但减去现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内陆地区和现属乌拉圭的东班达牛仔们与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战的拉布拉他河＇river　laplate＇对岸草原），以及秘鲁。圣马丁在英国激进贵族柯克兰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尔舰长》［c．s．　forester’scaptain　hornblower］的原型）统率的智利舰队帮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势力的最后堡垒——秘鲁总督府。到了1822年，西属南美已获解放。温和、有远识，而且具有罕见自我克制精神的圣马丁，把解放后的南美留给玻利瓦尔共和派，自己则退往欧洲隐居，靠着沃伊金斯的补助金，在通常是债务缠身的英国人的庇护地布伦（boulogne－sur…mer）度过了高贵的一生。与此同时，派去对付墨西哥残存农民游击队的西班牙将军伊图尔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与游击队联合起来共同起事，并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独立。1822年，在当地摄政领导下，巴西平静地从葡萄牙独立出来，该摄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仑垮台后，重返欧洲时留驻在巴西的代表。美国几乎立即承认了巴西这个新国家中最重要的一员；英国关心的是与他们缔结商业条约，不久也承认了它们的独立；法国人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该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发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响了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大陆，因为杰克逊总统的伟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虽然与欧洲的动荡没有直接关联，但仍应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欧洲，推翻法国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种动乱。比利时（1830年）从荷兰赢得独立；波兰（1830－1831年）革命在经过重大的军事行动后被镇压下去；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在瑞士盛行，那时它是一个远不如现在太平的国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开启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内战时代。甚至连英国也受到影响，部分是因为其境内火山——即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开改革鼓动的爱尔兰——随时都有喷发的危险。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相当于法国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确受到来自巴黎的强烈刺激。该时期是近代史上英国政治发展与欧洲大陆同调的惟一时期，我们可以中肯的说，若非受到辉格和托利两党的抑制，某种革命形势应可在1831－1832年的英国发展起来。而在整个19世纪，也只有这段时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纯然虚构出来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严重得多。事实上，它标志着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接下来50年的统治阶级，将是银行家、大工业家，以及有时是高级文官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得到不露锋芒或同意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贵族所接受，没有受到普选的挑战，尽管有来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满商家、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困扰。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制度，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大致相似。它们都采行君主立宪，都为选举人设下财产或教育资格的限制，藉此确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国最初只有16．8万人具有投票资格。事实上，这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制定的1791年宪法极其相似（实际上它只具有一个比1791年限制更多的选举权）。然而在美国，杰克逊式民主已比欧洲更进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赢得边疆居民、小农场主人和城市贫民的选票而全面得势，击败了类似西欧的非民主有产者寡头政治。这是个不祥的变革，温和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认识到扩大普选权可能是迟早的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这个问题。特别是托克维尔，他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n，1835年）一书，曾就此问题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1830年同时也标志着一种甚至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英法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自觉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兴起。
在这些重大政治变化背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重大变化。从社会的任何方面来说，1830年都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在1789－1848年期间，这显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和地理的迁移史上，在艺术和思想史上，这个年代显得同样突出。而且在英国和整个西欧，它开启了新社会发展的危机年代，这场危机结束于1848年革命失败和1851年后的经济大跃进。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机的产物。在法国、意大利全境、德国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辖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　年），革命几乎同时爆发并（暂时）取得胜利。不算尖锐的动乱也影响了西班牙、丹麦和罗马尼亚，并零星地影响了爱尔兰、希腊和英国。再没有任何事件比这场自发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这个时期起义者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这场革命革了本书讨论时代的命。1789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来似乎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之春”。
第一篇　发展　第六章　革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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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8　世纪后期的革命不同，后拿破仑时期的那些革命是蓄谋已久甚至计划完善的。法国大革命本身最重要的遗产，是它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动的模式和典范，而这套典范已为各地起义者普遍采用。1815－1848年间的革命，并不像密探和警察（充分就业的一类人）汇报给他们上司的那样，只是少数不满的煽动者所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强加于欧洲的政治制度极不适合欧洲大陆的政治状况，而且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便显得愈来愈不适合；革命的发生，也因为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是如此尖锐，以致一系列革命的爆发实际上无可避免。但是1789年大革命创造的政治模式，有利于提供不满者一个特定的目标，即把暴动变成革命，而且要先把整个欧洲联成一个单一的颠覆运动或颠覆潮流。
这些模式虽然都起源于1789－1799年之间法国经验，但却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典范。它们与1815年后反对派的三种主要潮流相一致，它们包括：温和自由派（或说上层中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派别）、激进民主派（或说下层中产阶级、部分新兴制造商、知识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乡绅的派别），以及社会主义派（或说“劳动贫民”或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派别）。顺道一提，从词源上看，这些名词全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际性：“自由派”起源于法语…西班牙语，“激进派”起源于英语，“社会主义派”起源于英语…法语。“保守派”也部分起源于法语，这是改革法案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政治密切联系的另一证明。第一种潮流的激励力量是　1789－1791年的革命，其政治理想类似于带有财产资格限制，因而是寡头代议制度的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1791年的法国宪法采用了这种制度，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它成了1830－1832年后，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宪法的标准类型。第二种潮流的推动力量可以1792－1793年的革命来代表，而其政治理想：带有“福利国家”倾向和对富人的某种憎恨的民主共和国，是与1793年理想的雅各宾宪法相一致。但是就像主张激进民主的社会团体，是个定义模糊、面貌复杂的群体一样，因此也很难为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