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第1章

，
革命的年代序言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我们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本书所追溯的1789－1848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双元革命”这一意义上着眼。因此，严格地说，本书所陈述的历史既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我在书中对某一国家的陈述（尽管常常显得粗略），是从它在这一时期所感受到的双元革命影响来着眼，那些在这一时期受双元革命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家，我就略而不谈。因此，读者在书中会发现关于埃及的某些论述，而找不到对日本的评说，对爱尔兰的阐述多于保加利亚，谈拉丁美洲多于非洲。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忽略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历史要比本书所谈论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所逊色，或者较不重要。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英，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转变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英。不过，有些值得更详细论述的题目也被搁置一边，则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因为这些主题在本系列的其他几卷中将有充分论述（像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haute　vulgarisation）。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是本书的理想读者，他们不仅对于过去的一切充满好奇，而且希望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所以，给本书加上大量的学术注释，似有卖弄学问、多此一举之嫌，这些注释应当是为饱学之士所准备。因此，书中的注释几乎完全是关于实际引文和数字来源，有时还涉及到某些争议性特别大或者某些语出惊人之论述的依据。
不过，对于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就它所依据的材料略微述及是完全必要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除了相当狭隘的某个领域以外，他们基本上必须依靠其他史学家的工作，对1789－1848年这个时期来说，仅二手文献就汗牛充栋，以致任何个人，即使他能够读懂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当然，所有历史学家实际上最多只能掌握少数几种语言。），也无法穷尽。因此，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二手，乃至三手材料，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同样，本书在材料上必然挂一漏万，相关专家将如笔者一样同感遗憾。
然而，历史之网只有拆破，才能抽出单独的织线，出于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主题分成一定数量的子目。我试图非常粗略地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做一概要阐述。如果这样的区分会使书中有些内容显得重复，那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问题，而完全是出于方便。
有很多人与我一起探讨过本书某些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人阅读过本书初稿或校样中的某些章节，我在此谨表感谢，而书中的错误自然与他们无关。我尤其要感谢伯纳尔（j。　d。　bernal）、达金（douglas　dakin）、费希尔（ernst　fischer）、赫斯凯（francis　haskell）、凯尼格斯伯格（h。　g。　koenigsberger）和莱斯利（r。　f。　leslie）。费希尔的思想对第十四章的帮助尤大。拉尔芙（p。　ralph）小姐作为秘书和研究助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梅森（e。　mason）小姐为本书编制了索引，在此一并致谢。
1961年12月于伦敦
。。。！
革命的年代导言
小=＿说。网
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让我们想一下那些在本书所阐述的60年时间里发明出来，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其现代意义的词汇。比如“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贵族阶级”、“铁路”、作为政治术语的“自由”和“保守”、“民族”、“科学家”和“工程师”、“无产者”和（经济）“危机”；又如“功利主义”和“统计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名称，“新闻出版”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新造的词汇，或为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单词。（其中多数词汇或已在国际上通用，或已按字面的确切意义被译成各种文字。例如，“社会主义”或“新闻出版”在国际上广为流行；而“铁”和“路”　（iron　road）的组合，除了它的发源地以外，在每个地方都是铁路（railway）。）“罢工”和“贫困”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这些词汇（即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如何去估量发生在1789…1848年之间这种革命的深远意义？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字、城邦那遥远的时代以来的最伟大变革？没有它们，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但是，在思索这种革命时，我们必须注意区分它的长远后果和它早期的关键性发展，
前者不受任何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或国际力量和资源配置的限制，而后者则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大不列颠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
虽然这场双元革命——更精确的是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件。从西元3000年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或是从中国或非洲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可同样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很显然，如果不去进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此一变革发生前夕，明显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区，反映在这场双元革命所要扫荡的旧制度危机的那几十年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应否把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看成是一次与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爆发，或仅仅看作是它们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我们应否对1760…1789年之间的制度危机、经济变革和轰轰烈烈的事件赋予重要意义，还是它们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场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时机，而无法解释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应当追溯到多远的过去——是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欧洲人开始的世界性军事征服以及16世纪早期的殖民剥削，乃至更早的过去？这些对我们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深刻分析已远超出本书所限定的时间界线。
我们在此需要评述的仅仅是，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追寻世界市场的出现，追寻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家阶级的出现，甚至也不是要追寻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础在于致力实现私人利润的最大化”　这样一个主张的政府在英国的出现。我们也不是要追寻科技知识的进步，或者说，追寻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信念的发展。我们认为，在18世纪80　年代，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我们还不能认定，它们的力量在当时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