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53章


明撇腿翅头炕案东厂设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虽然已经有锦衣卫,但因由外官掌管,皇帝仍然放心不下。为了更便于控制监视百官,需要另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转移到宦官手中,成为由宦官控制的特务机构。东厂的首领称掌印太监,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东厂的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事,采用特务手段,在全国组成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网。东厂的下属吏员由锦衣卫内拨给,其权势在锦衣卫之上。锦衣卫有权侦查一切官民,而东厂除此以外还可侦查锦衣卫。在东厂的堂上,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充分表明了东厂的重要地位和深受皇帝宠信的程度。
东厂的设置集中反映了朱棣对宦官的依赖心理。因为朱棣是篡得天下的,建文帝朝的大臣与朱棣之间各自都怀有戒心,但朱棣又不能尽杀建文时的大臣,便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厂,来侦察百官动向。东厂的性质很明确,第一,和其他宦官机构一样,是皇帝的“家臣”;第二,和其他宦官机构不同,从一开始职掌就在宫闱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棣的世系已被接受为正统,已经取得了“政治合法性”之后,作为特务机关的东厂不但没有被取消,其权限反而不断扩大。
东厂的权势不断扩展,不但在一般百姓中,即使在文武官僚中,也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据说,远州僻壤的官民,看到衣着豪华,骑优良马匹,操京师口音者,争相躲避。明朝的宦官专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东厂的威慑力量。
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的权力和人数都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城至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趁机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皆前呼后拥,随从众多,公卿大夫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一震,于是撤销西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宪宗又下诏恢复西厂,汪直从此更为嚣张,手下缇骑人数超过东厂一倍,势力远在东厂之上。而此时,从前弹劾汪直的兵部尚书项忠被革官为民,大学士商辂害怕西厂打击报复,请求告老还乡,宪宗给予批准。从此,西厂的势力更大,缇骑校尉遍布大江南北,连民间斗鸡骂狗之琐屑小事,也常被牵连重罚,弄得民心惶惶,连皇亲国戚都不敢得罪西厂。成化十八年(1782年)三月,宪宗以东、西二厂不宜并立为由,关闭了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2)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又设内行厂,由他直接指挥,以监视其他的官员为业。连锦衣卫、东厂、西厂也在内行厂监视之列。刘瑾被诛之后,内行厂撤销。
宦官擅权的始作俑者王振
王振(?~1449),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永乐时入宫为宦官。宣宗时曾在内书堂读书,并在英宗为太子时侍奉东宫。王振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他是伺候英宗的贴身太监,由于当时英宗年龄太小,难免贪玩,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因而他又是英宗最亲近的朋友。由于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这在当时的太监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在玩乐之余还教英宗念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宗的启蒙老师,英宗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年仅9岁的英宗即位,英宗自然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英宗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地要重用自己喜爱的王振,让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其他太监不同的是,王振在内书堂念过书,是个“文人型”宦官,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在专权过程中,在如何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钳制等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看到王振逐渐有抓权揽政的迹象,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一再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差点杀了王振,只因英宗苦苦求情,才饶了王振性命。
正统五年(1440年),辅政阁臣杨荣病故。两年后,太皇太后也病故。阁臣杨士奇因儿子杨程杀人,心忧染病,不再上朝,硕果仅存的杨溥也因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新选入阁的大臣马愉、陈循等人,因为资历轻浅,难以左右朝中局势。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此时,16岁的英宗办事缺少主见,只有事事依从王振。
智化寺山门(寺内曾供奉王振塑像)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以求高升。一次,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看到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爽快地答应收下这个干儿子,并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此后,王佑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当然,也有刚正不阿的。巡抚山西、河南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我带有两袖清风!”这就是“两袖清风”的来历。
王振此时几乎完全控制了英宗,肆无忌惮。宫门口那块高三尺,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立,这一祖训一直被王振视为心头之患。太皇太后死后不久,王振便命人摘去铁牌,去掉了这把高悬于其头顶的利剑。
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擅权之后,大肆安插亲信,残害忠良,在朝内逐渐组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集团,其势力不断扩张。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良田美宅。而昏庸的英宗竟然更加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百官庶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北方蒙古族瓦刺部进犯边境,好大喜功的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但王振不会打仗,屡战屡败,明朝大军在大同受阻,不得不紧急撤回。当大军逃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时,与追上来的瓦刺军遭遇,一场激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损失骡马20多万匹,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被俘。在混乱中,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锤击毙。
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人历数王振之罪,请求诛杀王振家族及其死党,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王振的死党马顺、毛贵和王长被愤怒的群臣当场打死,其尸体被悬于东安门外示众,王振的另一爪牙王山也被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在被没收的王振的财产中,有金银60余库,珊瑚六七尺者20余株。
“南宫复辟”的总策划曹吉祥
曹吉祥(?~1461年),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在英宗登基之前,即入宫为宦,已有家室,“净身”原因不详。曹吉祥入宫当宦官后一直在王振手下,依附于这个权倾当朝的大宦官。“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被杀,之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和王长也被群臣除掉。由于曹吉祥奸滑、刁钻,蒙蔽了朝野上下,在清理王振及其余孽的运动中逃过一劫,并很快成为王振之后又一个横行一时的弄权宦官。
“土木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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