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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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两广总督是徐广缙。徐广缙既不敢对曹玛利楼用兵，又不敢奏报道光。绦广缙只会下令撤退在澳的华官、华商及其眷属。这一个手法相当厉害，把澳门弄得市面萧条、十室九空。
曹玛利楼于是也下令限制华人迁出澳门：凡是未经准许而迁出的，房屋与地产均视作自动放弃，由澳门政府没收。
到了七月初五（8月22日），他骑马走近“界墙”，被当地的华人袭击，失掉一只手，也失掉了头。
三天以后，葡军一百二十名占领界墙与界墙附近的中国炮台，同时俘虏了三名华人。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为了表示对葡萄牙人同感，派了两艘军舰来澳门示威。
美国驻广州的领事戴菲斯与法国驻广州的领事福思鲁昂．联名向徐广缙提出抗议。
徐广缙慌忙捉拿“凶手”。二十天以后，捉到了一个“沈启良”（？），杀头。但是葡萄牙人定要索还曹玛利楼的头与手。徐广缙要求葡萄牙人交出三名华人俘虏，葡萄牙人不肯。
双方僵持到十一月十一日（12月24　日），终于和平了结，葡方交出了三名俘虏，徐广缙也交出了曹玛利楼的头与手。
从此，葡方不再缴纳澳门的地租，而且向华人征收田赋。　
《细说清朝》七八、鸦片畅销
英国人不愿意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提及鸦片一词。在英国人所写的历史之中，鸦片战争不是鸦片战争，而是“贸易战争”，为了争取“贸易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
在“自由”的掩护之下，鸦片不仅继续在广州进口，而且可以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横行无阻。
英国的外务大臣帕麦斯顿曾经训令濮鼎查，叫他竭力劝中国政府把鸦片解禁，说鸦片解禁以后，中国的关税收入就会增加，不解禁也无法捉拿在海上走私的英国鸦片贩子。在取缔走私贩子的工作上，英国政府是无法协助中国政府的。
美、法两国在《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之中均明白规定，不保护其本国的犯禁从事鸦片贸易的败类，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不少。广州的老百姓肯让美、法两国的商人进城，而不肯让英国商人进城，不无理由。
英国人在广州，仍旧只能住在商馆。挨到了道光二十六年的秋天，有两个英国人偷偷地进城，立刻被老百姓打走。次一年春天，有几个英国人去佛山镇游历（这是违犯条约的行为。《附黏善后条款》规定：他们不能到五口以外的乡间和内地去）。　两个月以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德庇时，率领九百兵士乘兵船开到黄埔，向耆英抗议，要求：（一）惩办凶徒，（二）在河南岛造货栈，（三）造礼拜堂，（四）两年后开放广州城。耆英怕惹出第二个鸦片战争来，对这四项要求完全答应。
这一年的冬天，有六个好奇的英国人走到广州乡下，被老百姓杀死。耆英赶紧抓了“主犯”，杀头。总算事情没有闹大。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所谓“两年后开放广州城”之约已经到期，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文翰，为了实现前任德庇时的意愿，真的乘兵舰冉来广州，却被珠江两岸聚集着的十几万老百姓吓软，退了回去。
原来，这十几万老百姓，是总督徐广缙与巡抚叶名琛所暗中编练的乡勇。道光很高兴，赏了徐广缙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
然而，英国人虽进不了广州城，却能在广州城外、黄埔岛以南两三英里之处，停泊鸦片趸船，公然走私。他们而且公然在珠江两口出海之处铺路、造屋，自设租界（毫无条约根据），停了若干鸦片趸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不列于五口之内的＇汕头、泉州、镇海，也都有鸦片趸船停在港外不远的海面。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所停泊的更多。
结果，鸦片销华数量就一年比一年多。在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是两万箱。在《南京条约》签字以后的一年，就有三万六千七百箱。到了咸丰九年，竟然超过六万箱。　
《细说清朝》七九、上海走运
根据《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子均被开放。清初以来的“一口通商”的局面从此打破。广州不再是中国官吏与商人唯一的“发洋财”的地方。而且，由于英国人在当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被老百姓挡驾，直至英、法联军之时，不曾能够“进城”，只能继续住在城外的“商馆”。
厦门、福州、宁波这三个口子虽则开放了，但是厦、福两口由于“腹地”山多，交通不便，物产少，人民穷，始终不能发展为繁华的国际商埠。宁渡的情形较好，但是距离上海太近，大部分的生意均被上海抢了。
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并不曾有一项设置“租界”的条文。上海之产生租界，与租界之发展为半独立的“洋人自治区”，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最初，来到上海的洋人是住在县城的城墙以内的。上海人与广州人不同，并不排英。（在厦门、福州、宁波，洋人也都能“进城”。不过，洋人喜欢新鲜空气，自愿住在厦门对海的鼓浪屿、福州城外的南台、宁波的姚江北岸。）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洋人也觉得新鲜空气可贵，就由英国领事布特娄出面，与中国的苏松太道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指定郊外的一片地方，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江（西边的界限，于次年八月初五日确定为界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专供洋人“租地建屋”之用。它的面积约有一千零八十华亩（一百八十英亩）。再其后，在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又把西界扩展，增加了一千七百四十华亩（二百九十英亩）。
道光二十五年的租地建屋原约，规定洋人可以向华人地主“永租”，每华亩至少付给“永租金”四十元墨币，以后每年向中国政府纳税，每华亩一千五百文（当时约合一元二角五分），以代替华人地主一向缴纳给清朝政府的田赋。
这租地建屋原约，可说是保存了中国政府对租界的政治主权。但是却答应了：在租界以内，所有的华人地主只能把田地“永租给洋人”，不能租给或卖给其他的华人。同时也不许洋人在建屋以后，把屋子租给华人，或供华人使用。
九年以后，由于天地会的支流“小刀会”曾经占领上海县城。把清朝官吏吓走，有极多的中国老百姓涌入租界居住，上述的禁止华人租买房地的规定，事实上不能生效。于是，在清朝军队重占上海县城以后，苏松太道又与英国领事（加上美、法两国领事）签了文件，准许华人在租界向洋人“租地”、“租屋”，但必须经由这洋人所隶属的国家的领事正式申请，保证遵守若干洋人们所业已制定的种种条例，缴付各项税捐给洋人所公推的办理公益的人（所谓公益，包括造桥、修路、建筑码头、清理垃圾、设置路灯、掘下水道、买救火车，等等）。
被公推主持“公益”的洋人共有三个，合成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这个小小的委员会逐渐扩充壮大，成为其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
工部局的英文名称，是“上海市议会”；为什么译成华文，便是不伦不类的“工部局”三个字呢？原因是，租界上的洋人本无自组市政府之权；英国领事马豆儿斯特及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均一再于同治元年强调上海仍为中国皇帝的领土，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无权管辖上海租界以内的华人。
所谓“公共租界”，实际上是英、美两个租界的合并。而英、美之各有一个租界，根本是于法无据。出面向苏松太道取得洋径浜与苏州河之间的租地建屋之权的，诚然是英国一国的领事，但条文规定了受益者是所有的“外国人”，并非仅限于英国一国的人。倘若这一片地方，可以被称为租界，那它根本就是所谓“公共租界”，而不是英国一国的租界。实际上，英国人以外的洋人，早就进了这“英国租界”来租地建屋了，英国领事未加拒绝。
问题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冬天。住在这“英国租界”内的署理美国领事格里斯沃尔德，在他的房子前面升起美国国旗。骄傲的英国领事竟向格里斯沃尔德抗议。糊涂的苏松太道受了英国领事的怂恿，也向美国领事抗议。于是，美国领事就在“英国租界”以外，自行开辟“美国租界”于“英国租界”之东北的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