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的爱情算式》第2章

同气派的主屋相比，偏屋简陋过了头，显得寒碜。平房结构，冷然地缩着，给人勉勉强强建在那里的印象。或许是为了掩饰这种印象，偏屋周围一任树木恣意地生长，不加修剪。另外，大门口日照不足，门铃坏了，揿不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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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鞋子穿几码？”
当我告诉他我是他的新保姆时，博士最先问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鞋子的尺码，此外没有一句寒暄，也没有点头或躬身致意。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面对雇主都不能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我遵照这一保姆的铁的戒律，按照他所问的做出回答：
“24。”
“嗬！真是个爽快的数字。是4的阶乘。”
博士说完双手抱胸，闭上了眼睛。接着一阵沉默。
“请问阶乘是什么？”
我想，虽然不明白他用意何在，但既然对于雇主来说鞋子的尺码意义深远，那我就应该把话题再往上面引，于是问了这个问题。
“把从1到4的自然数相乘就得出24。”博士闭着眼睛答道。“你家电话号码是多少？”他又问。
“5761455。”
“5761455？很不错嘛！等于1到1亿之间存在的素数的个数。”博士点着头，像是由衷地表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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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法理解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好在哪里，但我能感受到他语气中所含的暖意。他的样子不像在卖弄自己的学识，反而能让人感觉到谦虚和坦诚。他传达了一种温情，让人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号码或许蕴藏着某种特别的命运，而拥有这个号码的自己的命运也是特别的。
开始保姆工作、进出这个家一段时间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在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博士会搬数字出来代替语言，这是他的习惯，是他为了同别人交流编出的一个方法。数字是他为了同对方握手而伸出的右手，同时也是他保护自身的外套。这件外套又厚又重，从外面摸不出身体的轮廓，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脱下来。只要穿着它，他暂时就能确保自己的位置。
在我辞去这份工作之前，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在大门口谈谈数字。对于80分钟一过记忆就会消失的博士而言，出现在大门口的我永远是初次见面的保姆。因此，他每回必定要表示对于初次见面者的客气。他询问的数字除了鞋子尺码和电话号码，还有邮政编码、自行车牌照号以及名字的笔画等，但无论哪个数字，他总能立刻给出那个数字的涵义。他一点没有竭力寻找涵义的样子，倒像是阶乘啦素数啦这些东西随随便便自己就从他嘴里跳出来了似的。
在听博士逐个解释过阶乘及素数的构成之后，我依然对大门口的问答感觉新鲜有趣。当得知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除连接电话之外还包含着另一层涵义，当那涵义所带有的澄澈的回响在耳畔萦绕，我就能安安心心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博士64岁，原本是大学数论专业的教师。他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苍老。不单单显老，他给人的印象是营养没能很好地输送到身体的角角落落。他佝偻得厉害，显得他不足一米六的身体越发地瘦小了；瘦骨嶙峋的脖颈上，皱纹之间积着体垢；一头白发乱蓬蓬的，随心所欲地跳向东跳向西，把一双难得的大耳朵遮住了一半。他声线细细弱弱，动作慢腾腾，无论做任何事，所花费的时间都是你我所预想的两倍。
尽管如此，但只要你不被这样的苍老表象所迷惑，仔细观察的话，就能发现他长着一张美男子的面孔。残留着的面影使人想到至少在过去，他曾是一名美男子。他下巴轮廓分明，五官深刻清晰，营造出迷人的阴影。
无论在家还是次数极少的外出，博士无一例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他衣柜里的所有衣物包括分别在冬、夏、春秋穿的西装共三套、领带三条、衬衫六件，真真正正的羊毛外套（不是数字编织而成）一件，此外连一件毛衣、连一条棉裤也没有。对一个保姆来说，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容易收拾的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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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世上除了西装之外还存在别的衣服款式。他对别人的装扮之类不感兴趣，恐怕更是从没想过把时间浪费在关心自己的外表上。早晨起来打开衣柜，看到哪套西装没包干洗店的尼龙袋，就拿过来穿上，这样就可以了。三套西装每套都是深色，都穿旧了，与博士的气质非常相称，甚至几乎就像早已化作了他皮肤的一部分。
说到西装，最令我困惑的是上面这里那里用回形针别着的无数张便条。这些便条占据着领口、袖口、口袋、上衣下摆、裤腰带以及纽孔等所有你能想得到的地方。西装被回形针别得皱皱巴巴，都走样了。便条有的是随手撕的纸片，也有的已经发黄，眼看要破了，上面都写了些字。要想知道内容，就得凑近了凝神去看。他为了弥补80分钟记忆的不足，记下必须记住的事情，为了怕忘记把便条搁哪儿了，就把它们别到身上——这一点我能理解，但要我接受他的这种形象，这可远比回答鞋子尺码难多了。
“总之你先进来。我还有工作要做，顾不上招呼你，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博士说着招呼我进屋，然后径自去了书房。他一动，便条随之擦响，发出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
根据我从那九个被解雇的保姆的话里一点一点收集到的信息，主屋的老太太是孀居，她去世的丈夫和博士是兄弟关系。博士的父母去世得早，博士之所以能够去英国的剑桥大学留学、一心专攻数学，全靠他哥哥辛辛苦苦把父母留下的纺织工厂发扬光大，为比自己小一轮的弟弟交了学费。而就在弟弟拿到博士学位（他是真正的博士）、在大学的数学研究所找到工作、终于能够独立的时候，哥哥却得急性肝炎死了。遗孀不曾生养小孩，就关了工厂，在原来的那块地上建起了公寓，开始靠房租收入维持生计。叫两人平静的生活为之一变的，是博士47岁时卷进去的一起交通事故。那天，反向车道有辆车的车主瞌睡驾驶，撞上了博士开的车，致使他脑部遭受到无法治愈的损伤。结果，他失去了研究所的工作。从那以来，他除了依靠解答数学杂志上的悬赏问题赚取可怜的一点奖金外再没其他收入，他也没结婚，直到64岁的现在，他都离不开孀居老太太的资助。
“有这么个怪人小叔子跟个寄生虫似的黏着甩也甩不掉，吃空她老公的遗产，那个寡妇也真是可怜喏！”一个老资格保姆无限感慨地说道。她招架不住博士的数字攻势，才一个礼拜就大叫着吃不消，辞工不干了。
和外观一样，偏屋的内部也是那样地凄凉。总共就两间房，一间厨房兼饭厅，一间书房。先不说狭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凄凉的氛围：家具无论哪件都是廉价货，墙纸黑糊糊，走廊地板一踏上去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而且不只门铃，其他所有物事都已经岌岌可危。厕所的小窗开裂，厨房的半个门把手一碰就掉，橱柜上面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按开关愣是不肯出声。
最初的两个礼拜我感到无从着手，累得精疲力竭。照理说根本没干过粗重活，可肌肉就是僵硬，身体沉重。无论被派到哪个雇主家，在掌握工作节奏之前是会有些辛苦，在博士家却是特别地辛苦。通常，雇主会发出指示说那事该干这事不该做，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渐渐地摸清他们的性格，从而掌握注意力的分配比例，知道避免起争执的方法，领会工作要求。但博士从不吩咐我做任何事。他无视我的存在，仿佛我静静地呆着一动不动就是他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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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按照主屋的老太太所说的去做，那么首先需要做午饭。冰箱自不必说，厨房里所有的橱柜我都翻了一遍，可除了发潮的燕麦片的盒子和在4年前就已到保质期的通心粉以外，没找到一样看起来可以放入口中的吃食。
我敲敲书房的门。没听到回应，又敲了一次。仍旧没反应。我知道这样做很失礼，但还是打开门对着坐在办公桌前的博士的后背开口说道：
“对不起，打扰您工作了——”
后背纹丝不动。我猜想他不是耳背就是戴了耳塞，于是靠近他问道：“请问您中饭想吃什么？您有什么偏好，什么食物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