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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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的取缔规礼、严禁乱收杂费制度的出台，是对整顿吏治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完善了清朝的吏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章　重农务本，裕国安民
重农务本，裕国安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历史上所有政治家都通晓的道理，而雍正帝则在此基础上又将农民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雍正帝看来，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不仅工、商者不及，而且不贤良的士大夫也不及。为示奖掖，他授予勤劳俭朴且有能力的农民八品顶戴。这一改革举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它绝不显得荒谬。雍正帝借用此举不仅奖励了农民勤恳的作为，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倡导了淳朴的民风，维护了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这在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
四民之业，　农为最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雍正帝也继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农本思想，他将封建帝王对农业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度。雍正帝认为：　“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他十分清楚作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重要作用性，同时也为当时出现的人口繁多、垦田有限、粮食不足等问题感到担忧。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雍正帝采取了许多大胆的措施，其中有沿袭前人的，也有自己的创见。
雍正帝执政伊始就说：“稼穑为生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恃。”“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兼收倍获，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欲家室宁止，治不可得。”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庄稼是生命的关键，农业是君主们按天意养活百姓、安邦定国的根本之所在，离开它人就不能生活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做帝王的人就是受上苍之命，指点老百姓种田养家，以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为此雍正帝提出了重农务本、裕国安民的重要治国方略，倡导“导民务农为第一要政”。一句话，就是把“农业”放在国家众多事务中的首位，高度肯定了农业是国家强盛根本之所在，指出了改革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裕民强国。
他谕令地方文武官员，凡有关农业问题，事无大小，都要随时奏报。以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为例，该月全国各地官员共具呈206件奏折，其中有26件是关于雨水、粮价、年景收成、水旱蝗灾、垦田治河等农业方面内容的，对此雍正帝一一审阅批复。在雍正帝的指示下，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织造，将当地的阴晴、雨水、风向等情况逐日记录，月底汇集成该月“晴雨录”，于下月初一日呈报皇上，以便雍正帝了解地方详细的气象情况。三地织造官员虽迭有更换，但具报“晴雨录”这一法定的公务终雍正一朝也未间断。凡地方官员调补赴任，或钦差大员外出办案，沿途各地年成米价诸情，均须认真采访呈报，这在雍正朝已成定例。
雍正帝还常常根据农业生产时节，告诫官员进行防范。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雍正帝通过内阁大学士传谕山东巡抚岳涪，详谈了蝗虫的产生与预防问题，命他严防蝗灾。雍正十年（1732年）春，鉴于雨雪欠缺，雍正帝谕令各省督抚大员：“地方雨泽之有无，播种之迟早，务期悉心访察，先事图维料理，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倘有玩忽隐饰等弊，一经访闻，必当严处。”
雍正帝每当得到地方风调雨顺、灾除年丰的消息，总是欣悦不已，喜形于色，常在此类折子上留下“以手加额览焉”这样的批语。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山东济南等六府秋禾畅茂，官民鼓舞欢欣，谨采取双穗瑞谷，转达进呈。雍正帝高兴地批道：“今岁四省之丰收，实出望外，朕不胜庆幸之至。”
在有关农业奏折等方面，雍正帝反对官员笼统含糊乃至虚假不实的奏报。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颁谕：“向来各省督抚奏报年岁收成，皆云几分至几分不等，似此未曾分别清楚，未免蒙混，此后须细加分别，如一府之中，九分者居十之几，八分者居十之几，照此类推，据实奏报，使朕可以详悉收成分数。”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河北总兵范毓奇为邀皇上欢心，虚报地方“甘霖大沛，万姓欢腾”，雍正帝严厉斥责他：“似此粉饰捏奏，未知汝具何心？若如此不诚实，则汝为负朕之人矣。”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曼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地方雨水一直充足，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帝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冬雪露足，春夏雨水亦甚均调，麦收分数何得薄减？二者必有一不实处，明白回奏。”从中可看出雍正帝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所以发展农业是国事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在当政的十三年间，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的重农方针，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雍正帝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只是沿袭前朝的农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通过尝试做出了许多大胆的改良工作，其创新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这也可能是雍正时期农业之所以如此繁荣的原因吧。
言传身教，行耕礼
雍正帝知道身教胜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最能带动群众，影响部下的，它能胜过世界上任何最动听最美丽的说教。雍正帝就曾亲自扶犁耕地，亲自割禾播种———这就是雍正帝推行的耕耤礼。行耕耤礼，是以农为邦本的观念和政策的表现形式，它起源于农本思想，同时也是对传说中的虞舜躬耕于历山的效仿。行耕耤礼始于周朝，当时非常隆重，但到周宣王时则不再举行耕耤礼，曾引起很多大臣的反对与苦劝，认为这会使“国将不国”。汉文帝刘恒是历史上贤明的一代君王，他也很重视耕耤礼，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其开耤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本业，朕要亲自耕种，以给宗庙祖宗奉上丰盛的五谷。雍正帝在春耕伊始，亲自下锄开犁，以显示他对农业的重视。
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国事必然一朝多于一朝。尤其是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以后，政务繁杂的帝王不可能再像传说中当年的虞舜那样亲自垦田。尽管如此，雍正帝仍然在京设有耤田，春耕伊始亲自开犁，以示注重农功，劝率百姓力田务本。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礼备明神路，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惜劳躬。”这是雍正帝亲耕耤田有感而作，诗中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农为邦本”的思想，表明了他对农业作为本业的重视。
耤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帝于四年（1726年）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也就是开出一块耕地，准备一切耕田器具，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耤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敬天勤民”，学习注重农功的精神，使官员“存重农课稼之心”，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这样做，不但是为了让地方官吏通过劳动了解种田人的辛苦，以培养他们敬天爱民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了解农事，少犯些盲目指挥的错误。他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五年（1727年）春天各地开始举行耕耤礼。州县的耤田只有四亩九分，但要种好这点田，必须了解天时气节、土地肥瘠、农业生产等其他一些情况，可以以此指导全州县的生产，所以仍然有一定意义。在实行得较好的地方如河南等地，就明显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河南松江府有这样的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罱泥。”这表明推行耕耤礼和老农顶戴政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