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在一号线(连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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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落很棒,你可以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视角的变化也壮观,像有一架摄像机在移动,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作家的心智与被描述的暴力的对峙。因此,虽然又会被某些读者抱怨看不懂,我还是坚持引用完毕。看不懂就多看两遍。我的问题是,作家在描述大金属球时用了什么副词?
没错,是“懒洋洋地”。破坏者——大金属球——只是懒洋洋的,就摧毁了房屋。这个球好像有意识,有性格,甚为傲慢,令人惊惧。这个段落的情感转换成大白话就是:“再结实的房子,也是说倒就倒啊!”
大致上,人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屋子会拆掉,城市会没落,繁华总是如梦,时间矢志流逝。与一般的想象不同,这类事其实没什么悲壮感,就像贝娄写的这样,毁灭总是轻易和寻常的。王菲唱得好: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中亚有过多少王国,如今只剩下莽莽黄沙,可是谁会真的为之叹息呢?我的家乡沈阳曾经机械轰鸣,高炉林立,转眼间全没了,厂房夷为平地,新建了廉价居民区。又有几个人为此说过什么?人类目睹了太多兴废,早就懂得喟叹于事无补。贺拉斯有一句诗很庄严:光辉的塔楼与低矮的茅屋,都迈着同样的步履匆匆。到了现代,t。s。艾略特就反崇高了: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我国诗人对兴废敏感,一再地感叹茂陵秋雨啊,铜雀春深啊,金铜仙人啊之类。这东西叫咏史诗,非要说有目的,就是鉴古知今。可是谁曾从中汲取教训呢?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历史没能解决统治权与民权的矛盾,就像一场恶搞,统治者总是掉进同一条沟里。
这种意识,这种思绪,可称之为“历史的愁容”。它的核心思想是,兴亡乃人间常态,,美好却永难实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体现,可是在我看来,唯有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愁容挥之不去的国家。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进步并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这就像一只天真的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羊就虚无了:我他妈的是你们的干粮啊!
这样的羊,一定会失去羊的天真,要么萌生做狼的野望,要么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识欠缺,自私的心理发达。这样的知识精英呢,则多会寄情山水,风流自诩。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愁容满面。马尔库塞讲“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的人。单就这层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说,这种人如果有十个,九个在中国。
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话语焉不详,那么姑且如此吧。这类话说了也没用,但是并非毫无必要。我们就国家、社会和历史发言,实在无须考虑有用和没用,因为我们实在只有这么一个选择:在历史的愁容中振奋,在大金属球的暴虐前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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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脏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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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是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在构建“商量”社会之外,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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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无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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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队的主教练弗格森准备买下坎通纳,想试一试他的雄心,就问他说,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支伟大的球队吗?坎氏傲然回答说,问题可不在于我是否配得上这球队,而在于它是不是配得上我!此君在其后几年里果然表现得像一个前场的神,他竖起球衫领子,进球之后顾盼自雄,成了体育史上的一位经典赢家。虽然我不是曼联队的支持者,却对这个故事心向往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有个谁来问我,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世界吗?我就会回答说,孙子,你错啦,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配得上我。可惜妾心如水呀,良人不来——就没人搭理这茬儿。
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太过傲慢,那么我想你忽视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么糟糕。比如说你知道,从黑龙江到四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几个地方的领导决定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于是文件一发,城管队员们就手持大棒,把狗们的天灵盖敲得粉碎。读到这些新闻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程颢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是有人看见什么都看不见仁。这个“看不见”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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