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17章

“我们的课程完全免费对这座城市中所有年满15岁的孩子开放，不论男孩还是女孩，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不论白人还是有色人种。这是一次广泛的民主化的体育活动……目的是通过训练改进教养方式，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4）
《体育周刊》也激情迸发地附和：“用信念与热情创造奇迹是弗拉门戈的品质特点……人类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正是这两种美好的情感让他们走得更远——父亲的爱和对体育活动的热爱。”（5）弗拉门戈俱乐部与《体育周刊》拟定了一次比赛，让孩子们将他们造得最好的句子提交上来，句子中必须包含弗拉门戈和巴西这两个词语。获奖者所造的句子包括“弗拉门戈教会你热爱巴西的一切”，还有“弗拉门戈：巴西的哨兵”。
尽管帕蒂尔哈让弗拉门戈发生了关键的结构性的改变，使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冠军，但他并没有为这个俱乐部带来一个实际意义上的锦标赛冠军，最后也没有为平民大众留下多少空间。弗拉门戈俱乐部收取了他们的会费，但它的运营仍旧是由上层机构完全控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两点不足都得到了弥补。此次事件中关键性的人物来自社会阶层的另一端。杰米·罗德里格斯·卡瓦略于1911年出生于萨尔瓦多市。1927年，在一次国内人口大迁移的浪潮中，他乘坐一艘小船从贫穷的东北部来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南部城市。他在这个城市第一次体验到足球是观看弗卢米嫩塞比赛，但在返回俱乐部观看球队训练的途中，他发现前面有围栏拦住了去路。那条道路的尽头，弗拉门戈的球队正在户外训练，他被吸引了过去，并从此再未离开。五年来，卡瓦略一直从体育场的围墙上攀爬进去，一直讨要买门票的钱，并向球员讨要零钱花，直到他在司法部获得一份低级但稳定的文职工作。正是这种从业状况将移民吸引到了这座城市，对少部分人而言，能够得到一份工作就将改变他们的一生。卡瓦略，一个贫穷的外地来的混血移民，现如今已成为了弗拉门戈的会员，娶了一位葡萄牙女人，买得起票来观看俱乐部的比赛。不只是足球比赛，他还参与了弗拉门戈所有的划船比赛，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
卡瓦略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1942年。在那一年里约州锦标赛最后一场、也是决定性的一场比赛的前夕，他一个人在俱乐部会所升起了弗拉门戈的旗帜，并熬夜一整晚，把一大卷印花棉布染成红色和黑色，为第二天的比赛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旗帜。旗帜上写着“前进弗拉门戈！”几个大字。他不仅带着这面旗帜来到体育场，还带来了十几位球迷，球迷们一路吹着喇叭，打着鼓地走了进来。人们的第一反应各不相同。观众与俱乐部官员似乎很喜欢他们，但埃里·巴罗索在广播中评论这支乐队无法用语言形容，并为他们取绰号为“恰朗加”——跑调乐队。“恰朗加”毫不退却，还制作了弗拉门戈自己的队服，并在上面手工缝制了象征俱乐部徽章的竖琴。他们也开始参加客场比赛，利用球场上站台区的开放空间，靠近对手，用音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这种环境下，弗拉门戈对圣克里斯托旺打进了第4个球后，裁判禁止“恰朗加”进入球场。这件事闹到了法庭，但是当地足协却是支持的态度。里约足协的两位高层马里奥·费劳和瓦加斯·内图认为足球需要这种观众自发组织的盛大的支持场面。
这也许并不是因为“恰朗加”发挥作用了，但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最终，在1942年，弗拉门戈赢得了里约州锦标赛的冠军，并且连续赢得了下两届的冠军，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三连冠。第三次夺冠的情景在马里奥·费劳的短篇小说《春天里的狂欢节》中有记载。在小说中，他写道：“随着一声巨响，比赛开始了，响声如此之大，连值班的警察都被吓得摔倒在地。”真实情景当然没那么夸张，但在这次比赛中观众确实看到了各种烟火。瓦斯科球迷组织（TOV）——一群支持瓦斯科达迦马俱乐部的球迷组织起来的队伍（弗拉门戈“恰朗加”的翻版），在比赛开始前的一段时间，为观众燃放了最好看的烟花。在那一季关键性的一场比赛中，弗拉门戈对阵瓦斯科。杰米·卡瓦略决定要给瓦斯科球迷组织一点颜色瞧瞧，他把在家中制作的一颗炸弹带到了球场。这颗炸弹并没有将任何人从球场上轰走，但却让整个体育场浓烟密布，并为炸弹的用法开创了先例。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弗拉门戈再一次夺冠。乐队和成千上万的球迷涌上街头，游行庆祝。虽然这种行为可能使某些统治阶层感到恐慌，也许还会导致禁止球迷组织活动和燃放烟花，但新国家选择团结这些力量。在得到俱乐部的支持、商业赞助和足协的庇护后，卡瓦略在195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成了巴西队的官方啦啦队队长，完成了他从身无分文的萨尔瓦多市移民到全国球迷领袖的转变历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担任这样一项官职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
Ⅲ
新国家也许正忙于发展巴西大众文化，甚至公开地开展庆祝活动，但上层阶级和保守党人内心对这种大众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并非完全满意。新政权中很多高级官员受这种想法束缚，因而对待桑巴舞持有这种态度：“我们认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所有粗鲁的、没文化的乡巴佬才常常需要通过音乐与文明拉上关系。”（6）这种想法当然影响到新国家与前任政权对待狂欢节的态度。
1641年，里约举行了首届狂欢节，当时的殖民政府为了纪念葡萄牙君主立宪制的复辟下达了庆祝命令。但狂欢节很快变得失去控制，超出预想，伴随着非裔巴西人的舞蹈和音乐，一群群发了疯的葡萄牙青年在城镇里横冲直撞、胡行乱闹。1900年，里约当局为了消除这些狂暴行为，要求参加狂欢节的人登记身份，将这一深受欢迎的节日明显地变成了有钱人的私人聚会和化装舞会。20世纪初出现了桑巴舞学校——草根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桑巴舞乐队和舞蹈俱乐部——保证了穷人能够自始至终参与狂欢节。在瓦加斯的统治下，作为对政府为花车和服装提供补贴和现金支付的回报，桑巴舞学校必须践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主题必须积极阳光，政府可以利用热情洋溢、积极健康的狂欢节来吸引外国游客。
因此，新国家对待狂欢节和桑巴舞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支持他们带头积极地吸收非洲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巴西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是需要同化和控制的危险分子、邪恶势力、潜在的秩序扰乱者。新国家在对待足球的态度上也是相同的矛盾心理。它希望所有足球比赛的庆祝活动都能有助于国家施行人口复兴计划，球员都能扮演传教士的角色，传播卫生保健的思想和积极健康的爱国教育。很显然，对所有人而言，在一个足球职业化的年代，事情就算曾经是那样，现在也已经不再按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了。明星球员受欢迎的程度和财富的多少取决于他们的球技而非正直的道德品质，这一事实与政府对足球的期待大相径庭。莱昂尼达斯和福斯托两位最有名的球员都没能遵照当局推崇的谦卑和服从准则行事，但这并不仅仅只有他们俩。福斯托最终沉溺于奢侈的生活和低酒精饮料。莱昂尼达斯虽然偶尔被政府拉去支持劳动法的贯彻实施，但所过的生活，也与政府希望树立的一个积极阳光的爱国榜样完全背道而驰。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社会名流，也是一个不讲情面的商人，外表帅气、非常上相，喜欢炫耀最新的射门招式，喜欢在比赛结束后的那一天，到里约布兰科游行，接受球迷的欢呼。让当局头疼的不只是球星们放纵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还有巴西足球与“野孩子”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野孩子”是巴西人口中经常提起的人物——活跃的、精明的，依靠智慧和魅力生存的城市战士。莱昂尼达斯言谈举止之间都带着一股随意劲和精明劲，似乎连踢球也是即兴发挥，他射门的招牌动作是“倒挂金钩”。
新政权的保守主义和新思想、新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永远也无法完全缓和，这一点在大众文化的三个重要领域都有所体现：球赛广播、足球音乐和足球电影。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广播是大多数巴西人真正了解足球赛事的主要方式。那时的广播节目严重依赖于歌剧音乐和偶尔上演的戏剧，足球为相当有限的广播节目增加了受欢迎的话题。因此，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