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63章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
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岂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雨果＇，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9＇
胡适的这首打油诗，不消说，当然没有讨得梅光迪的欢心。连任鸿隽也大不以为然。他说：“足下此次试验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胡适当然不服气，他在7月26日回了一封三千余言的长信给任鸿隽，说他那首打油诗没有一句是“凑韵”而已，其实有许多“极妙之韵”，包括“尿”韵。他还认为自己的打油诗里有十余句，“若一口气读下去，便知其声调之佳，抑扬顿挫之妙”。至于“审美”，他举了若干句，说：“此诸句哪一字不‘审’？哪一字不‘美’？”最后，他宣誓他自此不再作文言诗词：“嗟夫，叔永！吾岂好立异以为高哉？徒以‘心所谓是，不敢不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10＇
胡适唯一遗憾的是，他这个白话的“诗国革命”是孤独的，是他必须单枪匹马去作的尝试。他在8月4日再给任鸿隽的信里说：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轻重。”足下定笑我狂耳。＇11＇
这是胡适白话“诗国革命”的第一声。他在1916年8月3日给韦莲司的信里，也向她报告了这个里程碑：
我与旖色佳朋友的笔战暂时告了一个段落。结局我相当满意：我被迫必须为我以白话作文学工具的立场作辩护。为了挑战我的朋友们的保守立场，我宣布我从此再也不用中国的“死文字”来作诗。往后的几年，我将用白话写诗来作实验。＇12＇
8月21日，胡适在写给朱经农的信里，写下了他“文学革命的八条件”：“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13＇这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
9月3日，胡适从陆游的诗里挪用了他的“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写了一首《尝试歌》：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末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花柳病药＇次？莫想小试便成功，天下无此容易事！
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
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吾师千万岁！＇14＇
胡适是在1916年10月中把他的“八不主义”写给陈独秀的。他说，不到一个月，他又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举例演申了他的“八不主义”。这“八不主义”不但责人也责己。胡适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为提倡文学革命所填的《沁园春》那首誓诗，其用意“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比如说，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条说：“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这句话既是劝诫他的读者，也是“今日之我”的胡适自己的写照。我们记得胡适在1915年8月29日赠别任鸿隽的诗里说：“君期我作玛志尼。”
这个时候的胡适早已脱离了悲观的“昨日之我”。我在第三章分析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候写的诗，就提到他当时写的许多诗都违反了他后来所提倡的“八不主义”。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无病呻吟。无病呻吟的毛病是他当时悲观的心态的反照。胡适要大家不要引“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其实就是用“今日之我”埋葬“昨日之我”。他在1907年10月初所写的《西台行》有句云：“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他同年所作的《送石蕴山归湘》也说：“尽多亡国飘零恨，此去应先吊汨罗。”他在留美初期，1911年5月19日所写的《孟夏》则引了王粲：“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
《文学改良刍议》“第六：不用典”更是胡适对自己的期许与挑战。胡适在留美期间所写的诗，用典的俯拾皆是。他在提倡文学革命以前固然如此，比如说，我在第七章引了他1914年5月26日和任鸿隽的诗里有句云：“何必麻姑为搔背，应有洪崖笑拍肩。”最令人玩味的是，他在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以后，还是不能完全挣脱用典的桎梏。比如说，他在1916年9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他改两首出国以前写的旧诗。第一首是《读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太白南巢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由于他说“吾近主张不用典”，所以他把“太白”、“南巢”这两个典都给去掉了，把它改写成：“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真圣贤。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胡适显然相当满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去掉了传统的典，却引进了西洋的典——仲马——而不自知。这岂不是和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15＇
如果胡适改第一首旧诗还满意，第二首《读〈十字军英雄记〉》：“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灵王！炎风大漠荒凉甚，谁更持矛望夕阳？”他怎么想也想不出如何换掉“羊叔子”、“武灵王”这两个典。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典：“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当时的他还严于责人，宽于律己，说：“第一首可入《尝试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国集》。”等到他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自知不能有双重标准，“必也一致乎”，于是他说：
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胡适这一段话有两点有趣且值得指出的地方。第一，他举他这首十年前写的诗，可他用的是他一年前所改定的稿子。第二，胡适说典有广、狭之典。前者最好的代表是成语，不在禁用之列。狭义之典则是他主张不用的。但狭义之典也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16＇他举了一些“工者”的狭义之典来作例子。他自己的《读〈十字军英雄记〉》就属于“工者”。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公之于世的宣言。有趣的是，胡适自己说，由于他“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比起他在1916年4月5日在《留学日记》里所写的文学革命论，“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事实上，胡适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