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章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地，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
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她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的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嘛？”
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
就是这次，妈非常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做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她得黄胆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母亲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的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胆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
就在她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就连胡荣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黄胆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她的关切，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
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至我大意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她在不该过世的时候却过世了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至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以我的智力来说，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列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左右一旁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哈尔滨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顾的自己鼓劲。
可是我在哈尔滨给她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有一次她便结得特别厉害，急切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要是在就好
了。”而我却远在哈尔滨的大庆采油七厂。
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发展到不能正常分泌身体各系统所需要的内分泌，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所致。
她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 她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
我在哈尔滨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几天里她就颤颤巍巍地驼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
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肯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管我多么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否则为什么一见妈那个样子走路我就心里发紧？心里越是发紧，才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她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痛；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她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实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列队，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她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
两只眼睛，也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她，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他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担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 ※　※
左肩更加歪斜了。
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0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她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在心理上起一种依赖保护的作用。何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她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去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她住进医院的前一天，还在坚持锻炼的样子：
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它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络、西一络地四下支楞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强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她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