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第11章

稽，电影《小丑》的形象深植在当时台湾人的心里，这部笑中带泪的电影可说是他的代表作。现在回头来看这部影片，会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喜剧天才，周星驰可能还差他远了。他的人生也跟小丑一样，在人前尽量表现欢乐给大家看，但背后有各种如工作、黑道等的压力，只能借酒消愁。那几年他每年至少都有九部以上的电影，可见压力之大。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得了肝硬化，最后酒精中毒而死，只有34岁。让人不胜欷殻В步崾四羌改甑摹靶聿涣耸贝薄?br /> 方正跟许不了是同期的人物，当初大家都叫他“大馒头”，他跟许不了的配合默契简直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但他在许不了过世后，也慢慢淡出影坛，后来做生意不太顺利，近几年出现在台湾是2005年的倪敏然过世的场合上，听说他现在在美国当牧师了。
孙越和陶大伟这对活宝兄弟，对那时的小朋友影响更大。
孙越也是个外省老兵，加入军队里的话剧队后正式开始他的演艺生涯。在早期的台湾电影里，他都是以大反派的角色出现，后来参与电视演出后，开始转型为谐星路线。1981年他跟陶大伟合作的《朋友歌》，可是当时大家都会唱的歌，后来一直到我上了中学为止，办什么活动都一定会放这首歌，影响很大。
他后来受陶大伟影响，也接受了基督教。1983年的《搭错车》是他演艺生涯的巅峰，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这部片很多都是在讨论当时台北的眷村改造以及老兵的问题，但剧情很感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自此之后，孙越开始献身公益活动，现在在台湾虽然已经息影，但形象仍然十分良好正面，大家都叫他“孙叔叔”。
陶大伟就是陶喆的爸爸，在当时他是个绝无仅有全能型的天才艺人，不管是词曲创作、画图、演戏等才艺都全包了，可说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艺人之一。他那个娃娃脸，其实大家看了都会觉得轻松。在他的电影或音乐作品里，总是诙谐逗趣，又有点儿童心未泯，很多都是小人物为主角，鼓吹着一种乐天、知足、存善的励志人生观。所以，民众对他的印象总是轻松、欢乐、有朝气。
当时的小朋友最喜欢的可能就是陶大伟，都叫他“陶叔叔”。主要原因就是他在演艺生涯达到最高峰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去做儿童节目，并担任主持人。那个节目叫“嘎嘎呜啦啦”。节目里陶大伟用孙越的形象做了一个小布偶叫“孙小毛”，跟他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大受小朋友欢迎，可说是影响了台湾所有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出生的小朋友，家长也鼓励小朋友看。所以说，在这四个人里面，陶大伟对我们这群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影响是最大的。
说到这四个人的合作，就不得不提到朱延平这位导演。他在台湾是专拍商业喜剧片的，近几年的作品，可说是毁誉参半，2008年的《功夫灌篮》就是他的作品。现在回头看他几十年前拍的那些，会发现以前拍的水准怎么那么高，现在就拍成这样子了啊！
此外，1984年，香港导演麦当雄的电影《省港旗兵》也在台湾上映，是妈妈带我去看的。现在想起来，妈妈一定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电影才带我去看的。片子里大圈仔的凶狠让我看得呆掉了，在滑冰场的那场枪战戏到现在一直忘不了。最后一幕，警察朝着阁楼扫射，全部死光光的画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痛苦。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总觉得香港的治安很差，就是看了这部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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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十信案
我家的电话号码很好记，选得很好。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总是在特定日子里有人打电话来骚扰，后来也习惯了。这一件小事，让我家与“十信案”稍微扯上了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十信案”为台湾史上最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即“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除了不能做外汇外，已经有点儿类似银行的功能了。而十信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泰集团的蔡万春家族控制的。在1960年，蔡万春因需大量资金投资土地，想从十信调集资金，故在十信发起“一元开户”的方案，使得短短时间内台北十信存款就突破一亿元，成为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信用合作社。
早期的台湾人，习惯把赚的钱通通藏在家里。改变这个观念的重大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八七水灾”，这次台风造成的水灾使得中部灾情惨重，到现在为止，都还算台湾史上最严重的水灾。这次水灾，使藏钱在家里的百姓损失惨重，因此有了将钱存在金融机构的观念。相较于银行的高高在上，加入手续简单的信用合作社就成为一般民众存钱的首选。
到了20世纪80年代，蔡万春的儿子蔡辰州当选“立法委员”，并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大家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总要打通许多关节，所以其中的内幕可想而知了。但后来，当局开始发现十信有不正常放款及库存现金偏低的现象，经过多次警告，仍无改善。一直到后来，放款总额已经超过存款总额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崩溃。
“十信案”的爆发，严重伤害了台湾投资人的信心，弊案金额超过一百亿元，数千存款户一生的积蓄也血本无归。这件事也导致一堆大小官员辞职或下台，牵扯到的人数达到两百多人，最高的已经涉及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蔡辰州本人被捕后，在判刑前夕也挂掉了。
“十信案”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民党与财政金融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蒋经国非常之震怒，在过去党政不分的时代，蒋经国下属的应该有三个秘书长：“总统府”，“中央党部”，“国安会”。本来蒋经国都很放心将事情交给他们做的，“十信案”以后，蒋经国开始变得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也因此越来越差。
有人说，“陈文成案”、“江南案”让蒋经国看清了情治单位的摆烂以及流氓心态，那么，“十信案”让蒋经国看到的就是整个国民党权力核心以及中层党工极度*的真相。
蒋经国决定重振党风，革新体制，组成严家淦领导的十二人小组研议政治革新问题，这十二人小组的成员在“十信案”中涉案成分最少。而且蒋经国也借此机会安排*和其他大佬们互动，在很多决策上，他会当面指示*，以便于李在十二人会议上发挥影响力。而严家淦中风后，*也就顺理成章出任召集人。
*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又更上了一层楼。
至于我家的电话，当初是跟某位“十信案”的重要关系人买来的，而这个家伙在“十信案”后就被暗杀了。所以每年一到他被干掉那几天，总是有骚扰电话打来，一直到好几年后才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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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吗
离“解严”就只剩几年了，一切都已蓄势待发，就等冲破的那一刻。党外人士也开始越来越有组织，虽然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物大部分都还在牢里，但年轻一代的人已经纷纷投入这波浪潮之中。而蒋经国在晚年也已看得很清楚，蒋家接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未来国民党的政权不可能重返大陆，所以必须为国民党在台长久执政埋下基础。打根基的步骤有二，其一为改造党的体制，其二为拔擢台籍精英以及国民党青壮的第三代，以本土化与反对分子对抗。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青壮一代都陆续在这几年出头了。
1981年，大家最熟悉的*和谢长廷，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后，同时都当选了台北市议员，并且都是在同一选区。往后十几年，从市议员一直到“立法委员”，他们两人都一直在号称全台第一战区的台北市第一选区竞选，每次两人也都高票当选。也许第一选区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两位“巨星”，所以才特别令人瞩目。
我家刚好就是在第一选区，旁边有间小学的操场及广场，常常都是候选人发表政见的地方。从小，我就见识到这两人十几年来亦敌亦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说也奇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很少办政见发表会，看到的都是党外候选人，而党外候选人的场子永远都比国民党的热闹，也许是国民党人都已经习惯那种笃定当选的情况了，所以不太积极。常常都是晚饭吃饱后，全家扶老携幼，到政见会场去听演讲，吃着*香肠，逛逛小书摊。大人们都在前面听，小朋友就在后面玩起来了，那种感觉反而让人不觉得有什么政治气氛，像是种家常便饭后的娱乐活动一样。
虽然*当选了市议员，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到了1985年，*辞去议员职务，回台南故乡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