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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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月17日上山(毛泽东7月16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畜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月21日贺龙在小组全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谈话中 ,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月16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7月17日,彭德怀的信交上去两天以后,下午5时到10时,毛泽东还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去谈了5个小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茅台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给李锐的感觉是“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 从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泽东没有流露出反击彭德怀的意思。但当时会议的形势,犹如庐山气象: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山上的人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泽东心中。
事有凑巧,彭德怀回国不久的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兰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发表讲话中谈到,苏联在内战刚结束时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所以这些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就不搞了,就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认为,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让毛泽东占了理,这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原因。 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是不对的。苏联《真理报》7月21日才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全文,只有这个全文中才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话。新华社7月27日在《内部参考》2831期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刊出,胡乔木7月28日才将这期《内部参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就批给与会人员参阅。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是在7月23日讲话以后。毛泽东7月16日就把彭德怀的信当作“意见书”批给大会,而且对会议作了两个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编组;二是调援兵上山,这些显示毛此时已露杀机,这时赫鲁晓夫还没有发表讲话。中国作家权延赤也写过与麦克法夸尔类似的文字,他说,在苏联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后,在毛看来,“‘意见书’本身的内容已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些是远比彭德怀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是出于大局。40年以后的1998年,邓力群也持这一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的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大同小异。因此,引起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根据我上面列出的时间顺序,权延赤和邓力群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7月21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 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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