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66章

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　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