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36章

湖南 513。19 539。14 482。24 379。91 386。92
河南 405。56 441。13 391。18 363。69 277。52
四川 507。75 567。08 413。05 396。84 356。12
云南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贵州 512。70 569。12 386。00 375。72 330。20
陕西 406。38 489。14 409。68 402。83 306。20
甘肃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青海 515。54 464。00 360。40 342。25 377。40
资料来源：表142、表143、表144和《中国人口》一书各省人口数据计算。
我将表145中1959－1960粮食年度和1960－1961粮食年度，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即人均口粮大约294斤以下）用黑体字标了出来（1961－1962年度，由于有了自留地、小开荒和部分地区包产到户，国家掌握的粮食数字可能低于农民实际拥有粮食数字，所以不作为依据）。
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省份是：河北省（400。6斤；369。13斤）、山西省（415。34斤；379。93斤）、江苏省（406。41斤；377。34斤）、安徽省（352。37斤；414。21斤）、山东省（378。45斤；366。22斤）、河南省（391。18斤；363。69斤）、四川省（413。05斤；396。84斤）、贵州省（386。00斤；375。72斤）、甘肃省（391。46斤；334。31斤）、青海省（360。40斤；342。25斤）。
从1959年和1960年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那些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和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的省份绝大部分是重叠的，如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另外还有湖北、湖南、福建三省仅1960年人均拥有粮食低于420斤，饥荒也较严重，但比上述10个省轻一些。饥荒严重程度与人均拥有粮食数也有不重叠的情况。如江苏、河北、山西三省，人均拥有粮食也很低，当然也有饥荒，但其严重程度远不如前面几个省。这说明，人均拥有粮食是造成饥荒最基本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它原因有：政策上是不是允许农民靠自己寻找食品，即对自留地、三边地的放宽程度；水利工程是不是太多，是否过度超过农民的体力支出；是坚持办公共食堂还是允许农民回家做饭等。这些都与对毛泽东的向心力的强弱相关。
第十四章　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城乡分割，城镇居民和农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两个社会群体。国家计划部门每年根据预计粮食产量安排下一年度粮食收支的“盘子”。“收”是指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和进口粮食，“支”是指城镇居民口粮、农村非产粮人口用粮、工业用粮、出口和军事用粮，收入减支出就是粮食库存。中央政权对粮食库存十分重视。由于“收”过了头（即征购了过头粮），在“支”中还包括“返销”给农民的口粮。“支”有强大的刚性，除了农民的口粮以外，是很难压缩的。政府安排的顺序是，先保证了粮食支出以后，再考虑留给农民多少口粮。由于“支出”盘子太大，所以经常在农民那里征购“过头粮”。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政府强迫农民做出最大的牺牲。所以，在大饥荒期间，饿死的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那么，能够享受粮食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普通人是按劳动强度大小不同来确定粮食定量指标的，高级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则是按权力等级享受特殊供应的。权力层次不同，享受的供应水平不同。广大普通市民，虽然不会饿死，但只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表131 大饥荒时期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22。43 546。82 592。65 524。89 467。87
下半年 211。86 257。38 281。30 266。61 233。66
三季度 105。40 113。97 136。80 142。87 11。44
七月 34。64 36。13 43。97 49。24 40。30
八月 34。87 37。19 44。55 47。44 39。15
九月 35。92 40。61 48。28 46。19 38。99
四季度 108。46 143。45 144。58 123。74 115。22
十月 34。09 43。99 44。20 40。17 35。78
十一月 34。94 46。14 46。60 39。42 36。91
十二月 37。43 53。32 53。76 44。15 42。53
上半年 210。57 289。44 311。35 258。28 234。21
一季度 101。04 146。15 152。69 125。22 117。06
一月 34。36 53。35 53。05 41。22 42。78
二月 31。14 41。84 46。33 39。47 32。12
三月 35。54 50。96 53。31 44。53 42。16
二季度 109。53 143。29 158。60 133。06 117。15
四月 36。23 50。63 54。90 44。44 40。61
五月 36。80 47。87 52。74 44。20 39。49
六月 36。50 44。79 50。96 44。42 37。05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从表131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镇供应的数量大体是均衡的，这和国家向农村供应的粮食随月份变化有所不同（见本书“粮食问题”章）。其二，后几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城镇供应的粮食比1957－1958年度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减少的原因。其三，1960－1961，1961－1962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大大减少，其原因一是2000多万城镇人口被赶向了农村，二是城镇人口粮食定量减少。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有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从我县城中学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0个月了。入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的大饥荒。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稍微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城市的饥荒相对农村而言，有一个时间滞后，简称为“时滞”。1958年冬和1959年秋，农村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记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7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联合成立“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