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34章

政治向心力和毛泽东距离、与官员的地位高低有关，但这些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位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毛泽东的亲合程度。和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亲合力强的干部，不管他在哪一偏远地区，不管他是省级还是县级，都会加重当地的饥荒程度。他们虽然远离北京，虽然只是县级干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听到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所以，在省委书记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强的省份，全省总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下面也可能发生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寿阳事件，宁夏的中宁事件，广东的罗定事件等。　
对多数省份来说，都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三面红旗”的路线和政策，但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挥，灾情就处于中等或较轻的状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山西14。2‰，陕西12。3‰，河北15。84‰，江西16。09‰，吉林10。1‰，黑龙江10。5‰，辽宁11。5‰，江苏18。41‰，浙江11。88‰，广东15。12‰，福建15。34‰。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过千分之二十。东北三省灾情较轻，不仅与省委书记的态度有关，也与这里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历来是中国的粮仓。
饥荒最轻的应当是比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15。67‰（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它省份高，如1955到1957年死亡率均为14‰以上）、内蒙古自治区（9。4‰）和西藏自治区。同属自治区，但广西壮族自治区（29。46‰）和民族自治县较多的云南省（26。26‰）的灾情重于前三个自治区。因为后两个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汉族干部，政治向心力强于前三者。
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态度的亲合力以外，还有由干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对形势跟得紧的干部提拔得快，不紧跟形势，不仅得不到提拔，还有政治风险。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当时形势下，他们的行为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官员是非做不可的。如，粮食征购指标必须完成，人民公社必须建立，必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但是，对这些必须做的事，也有执行程度的不同。如征购指标可以同中央粮食部门讨价还价，也可以不顾农民死活尽可能多上交；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顾条件地劳民伤财。在这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官员可以激进些，也可以保守一些。显然，激进还是保守，对地方官员的仕途是有影响的。
其二，有的事虽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当时的强大政治压力和舆论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风险的，多数官员随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发展工农业和各项事业，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员是有决定权的。由于速度定得过低有右倾危险，所以多数官员宁可选择高速度；又如大办公共食堂，开始中央强调社员自愿参加，但中央向全国发布统计，报道各省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占全体社员的比例，为了不落后其它省，就只好剥夺社员“自愿”的权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没有要求这样做，但社会上有一股风，报刊不停地造势。社会上的风可以不跟，报刊上的话也不一定非听不可。但是，跟风可以得到先进，不跟风可能被说成落后。如高产放卫星，农民在食堂吃饭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规模大小等。
其四，在对饥荒的反应方面，地方官员也有不同的态度。当粮食已经严重不足时，是不顾农民死活继续完成征购任务、还是要求中央减少征购指标？灾难出现以后，是缩小或隐瞒灾情，还是如实上报、争取中央帮助？当发现食堂给农民带来灾难时，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实际上给农民以生火做饭的权利，还是坚持办食堂？农民在死亡的边缘时，敢不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对农民自发的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自救措施，是坚决反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支持？这一切，是依地方官员政治态度而异，依地方官员素质高低而异，也是对地方官员人性和良知的考验。只有那些和毛泽东向心力最强的地方官员，才会不顾人性和良知。
山东省昌乐县县委书记王永成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山东省是饿死人较多的省份之一，而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山东省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1959年，山东省昌潍地委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并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到昌乐后首先到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鬃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低，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他们划少小队的户数。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哪个地方粮食征购多、返销少，哪个地方的饥荒就重
1962年8月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表，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各省的粮食产量（表142）、征购数（表143）和销售数（表144），利用这个资料，再利用《中国人口》一书中各省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各省人均拥有粮食数。
表142 大饥荒年代粮食（原粮）产量单位：亿斤
地区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全国 3639 3980 3400 2881 2677
华北区 532。1 409。3 362。4 269。91 284。27
北京 15。7 17。7 11。6 11。04 12。16
河北 182 201 181 146。5 131。97
天津 4。2 3。1 3。5 1。96 2。35
山西 71。1 92。5 81。3 67。41 69。79
内蒙 59。1 95 85 70 68
东北区 338。4 421 394 259。8 289。4
辽宁 117。4 140 126 69。8 81。4
吉林 86 105 108 80 88
黑龙江 133 176 160 110 100
华东区 1052。2 1111。4 973。7 867。99 806。87
上海 20。4 23。2 21。9 23。2 21。97
江苏 220 230 201。8 195 180
浙江 145 157 155 129 125
安徽 204 184 147 150。48 121。75
江西 132 135 125 122。08 118。15
福建 88。7 95。2 80 65。8 60
山东 242。1 287 243 182。34 180
中南区 1002。4 1068。1 887。7 785。9 721。2
广东 229 235 193 190 195
广西 105 106 101 92 88
湖北 196 200 154 158 134
湖南 226 245 221。7 160 160
河南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西南区 693。8 720。3 555。5 488。9 4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