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19章

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8月12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进入7月以来，全省114个县、市中，有67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6月底上升了5％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10％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20％至30％。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1961年10月24日报告：1961年9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份死亡401人，6月死亡682人，7月839人，8月1184人，9月2054人，10月半个月1414人。9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41万多人，少出生166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万人。
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年和1961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1959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1959年12月25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16018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622人，占与会干部的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871人，占与会人数的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9214万斤，棉花13万多斤，花生291万多斤。”
中共张家口市委1960年1月16日《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中说：“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1959年11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和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10133人，占农村总人口的0。4％”
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确定霸县、宁晋等20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霸县胜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闻名。浮肿、妇女闭经、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要给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续长岭对找他谈话的工作组队员安振英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县委意见办，后果会更加严重。”工作组查明，霸县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面做的更严重。胜芳的稻田移栽的高产卫星，省委负责人多数去参观过，中共中央有的负责人还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纪念。县委有规划、中央和省领导人来参观、鼓励，来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追究下级干部的责任了。
但是，在全省还是有大批基层干部当了替罪羊。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名，占干部总数的2。98％。　“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共‘集训’了6763名”。　
1960年河北省还在邯郸市搞了32个农村“三反”试点。这也是农村整风整社的一种形式。这32个大队都是三类队，即落后队，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从试点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落后原因的分析。报告认为，这32个队有以下四种情况：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占12．5％；属于领导核心严重政治麻痹或犯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富、反、坏的占15．6％；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领导权被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占40．6％；属于领导核心能力薄弱或组织涣散的占3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比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从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1年整风整社的作法，很类似于两三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例如，“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河北省委1960年的整风整社就提出“农村整风的重点是党内，而党内又是领导核心的正确性。”在运动的作法上也为以后的“四清”运动开创了先例。
1962年1月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头脑清醒了一些，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　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子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
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