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9章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蹋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不见怪的。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乒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橡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修鞋，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次品鞋子的奸商。
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的事情，他最喜欢。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还有上海人对它的重视以及喜爱。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十八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安详实用，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就在上海人的生活里出现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到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的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一八七二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的生活。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大到就像饭店里大厨子用的桌布一样，五味俱全。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远的靠工厂区的地方，又有许多人住在为在工厂做事的人开辟出来的区域里，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觉得这样区域的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一样，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像里面还有许多小国家一样，就像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人，仔细地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地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脸相。所以，在上海从小到大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是了解上海的某一块地方。
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九千多处弄堂，差不多洋溢着比较相同的气息。
那是上海的中层阶级代代生存的地方。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可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可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的娱乐，不过分的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离开空中楼阁。他们定定心心地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可一眼一眼地膘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阉的成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城市镜子里的家乡人
一个人无法自己看见自己，只有站在镜子前面，才靠着本来和自己没有相干的玻璃和水银，发现自己的眼睛原来不是书上写的黑色的眼睛，而是深棕色的，只有瞳仁是黑色的。
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乡到本来没有相干的外国去了，然后就会像站在镜子前一样，从陌生的城市里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小时候穿着一双北方的红皮靴子到上海，在上海成长，可并不了解上海，也不喜欢了解它，我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过路人，早早晚晚是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去，可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哪里。歌里唱着的那故乡的小河，我没有。那小红皮靴子早穿白了鞋头，送给了收旧货的安徽老头子，我把它当成故乡来怀念。就这样忽视着自己天天生活着的地方，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日子。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一天结束了，我有了自己的褐色护照，飞机斜着飞上了天，越过了山，越过了海，越过了许多城市和树以及红绿灯。飞机比地球转得快，它一直往西飞过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多过一个夜晚。我以为自己从此是到广阔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去找自己的故乡，其实却找到了镜子，看到的是那镜中的家乡。
对我来说，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生活二十年而对它视而不见，又可以让这个人把三十岁以后的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对它的探索上，在咖啡馆里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和疑问。每次拖着箱子回来，总是再去找笔记里问题的答案。它就是那个能够让一个人把这样的旅行延续一年又一年，将一年年辛苦挣来的钱大半用光在旅途中的城市，它对我来说真了不起，每次虹桥国际机场那白色的大飞机大吼着冲进沾着污染的白云，我大多是去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带着不同的计划，可是看到的，还是它。只是它有所不同，就像在一个人的心里发生了新的爱情，那样的不同和那样的惊喜。
圣彼得堡与上海红色都市的浪漫
彼得堡有一种只有红色国家都市才会有的浪漫，凋败的、梦幻的、稍微过了时的古典，洋溢着孩子式的激情，单纯而固执，就像上海。
在圣彼得堡期间，我住在一栋绿色的大房子里，楼厅的四角有巨大的雕像，男人和女人，裸体的，很大块的肌肉和卷发，雕像低头抵着天篷，像是用力撑着天篷，他们的颊，鼻子，肩膀，乳防，脚趾，一切隆起的地方都落满了灰。那是沙皇时代一个贵族的宅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倒了，贵族跑了，他家的房子被不相干的人住了快一百年，从来没有维修过。楼厅里有一个老式的电梯，用的是拉门，黑色的铸铁纹饰里结满了灰尘。那种灰尘腐蚀着生铁的甜腥气味，那种日久失修的电梯井里随着拉索吊上来的咸湿气味，我从德国去的圣彼得堡，这德国电梯里断断没有的气味，在我是那么熟悉，那是上海老公寓里电梯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