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6章

趣的人，陈姓老人把那犹太人称为〃他〃，当时〃他〃委托代理租房事宜的中国人已经年老去世，整栋房子里的工作人员连同现任所长，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一个人的经历失去了注释者，就变成了故事。
〃他〃是英国人，却住在法租界，据说这也是当时一些相对富有的英商的趣味：在繁华的英租界做生意，到安静的法租界造屋居住，或者租用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连家具出租的小楼，在〃他〃住所的五百米左右，就有七栋英商公司的租房。华亭路当时已经成为上海非常优美因而非常昂贵的高级住宅区，在这里附近，有白俄贵族创造出来的享乐的西方文化情调，冲淡了十月革命之前上海租界被当时贵族化的欧洲本上非常轻蔑的恶行恶状的暴发户气味。
上海租界史研究者李天钢用〃个体户〃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形容他们的发迹、文化、作为和格调，以及其中的鱼龙混杂。照李天钢的说法，种满法国梧桐的法租界是远在东方的西洋人〃逃避生活的地方〃。同样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也有着一些不同，在上海的人到黄浦公园门口挂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臭名昭著的木牌，在本土的人则视正在东方发财的冒险家们为一群没有教养还不安分、大肆败坏欧洲形象的人，而在本上的报纸和演讲中不时讨伐。那个情形，我想和现今中国人对去东欧贩卖劣质商品发财的个体户有某种情绪上的相似。
〃他〃就住在这个地方。用铸铁的黑色镂花的栅栏围出一个在延庆路和华亭路拐角的地方曾经鲜花灿烂的花园，法国南部的各种玫瑰到了东方的土壤里，有了一些变化：变得小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辛苦地创造出一个华亭路上的英国，我相信即使是在租界，也并非易事。由于〃他〃对本土生活方式的坚持，使人猜想是否他也属于贵族式的固守与坚持，不像哈同，完全以一个贵族犹太商的身份把自己的生活汇同到清朝宫廷化的生活方式中去。但我不相信一个英国贵族或欣欣向荣的富商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图谋业绩，一个人远离本土，总是有着巨大的梦想或巨大的失望。也许他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人，但在本土，富家阶层宛如铜墙铁壁，令人无法进入，他挟着一只旧箱子，乘邮轮的三等舱来到上海，像后人描绘的一样，在东方混战中他成功了，于是他实现梦想，不再是本土社会的不甘者，或出局者，他用仰慕已久的整套本土的富家大屋向自己证明了成功。
铸铁的栅栏在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时候拆去炼钢，楼下的满园玫瑰也早已不知去向。放眼窄小的华亭路，陈旧但仍然优美的西洋的小楼房，在花园里多年疏于修剪的树木中寂静伫立，宽大的阳台上，堆放着新彩电的空包装盒和夏天用的旧竹躺椅，三层阁的窄长窗台上晒出一竹竿衣物，红白格子的桌布迎风飘扬。在褪色的百叶木窗里，是小心擦亮的玻璃窗。这些华亭路上光阴岁月渐渐流逝但努力呵护的欧陆情调，使人想起的是一句关于爱情的古诗：衣带渐宽终不悔。
越过延庆路，华亭路的东侧是一些早先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产业：尖顶红砖的法式小楼，墙面灰色的二层小楼以及嵌着积满尘烟的鹅卵石外墙的三层小楼。在那里的一条寂静里弄的尽头，由汽车库改建的房子里住着杨姓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了童年时住在华亭路的情形。他随父亲看守过当时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房产，因此从小生活在这条华亭路上。对于华亭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他的评价是：〃土豪劣绅〃的高级住宅区。〃洋房花园，马路干净，春天花园里全是花，咯是老那个的噢。〃他住在这里的经验是，牢牢地记着在他七岁的时候，因为和华亭路上外国人学校的外国孩子玩，被学校里的外国人老师打了一个耳光。当时这条路上除了他和父亲看守房子住在这里之外，几乎没有普通中国孩子可以玩，他总是越过华亭路到延庆路上的大德里去找男孩玩。对于现在的评价是，当然不如从前了，现在是大家公用的东西，总不像独家人家用那样当心爱惜了。
跟随陈姓老人走上三楼，在东侧的房间里看到了与墙壁相连的长写字桌，在它的上方有一个长长的架子，架子的两边，有椭圆形的玻璃小窗，他说：〃这是"他"的办公桌。〃在大修中它被漆成灰色。
我相信他是属于那种挟着一点小钱来上海的洋人，照十年前在深圳的北方人的话，是捞世界。他来到上海，远离英国的法律与等级，带着人种和国籍的傲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滋长出来的掠夺的兴奋，他在贫穷的东方赚到了大钱，这实在是一个有无限寓意的悖论。在这张办公桌前，不知他算过多少笔账，计算他的财产和取得财产的途径，而他的方法如今则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对上海人来说未尝不是残酷的。一九○○年英国亲王到上海来访问租界时，目睹他的同胞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曾经说，这些人贪赃枉法，毫无道德准则，不能够代表真正的英国人，更谈不上代表英国的贵族。
然而，租界的使用则来自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
在那张写字桌上，不知〃他〃写过多少封寄往欧洲的私人信件，向旧大陆的人描绘这冒险家的乐园，他也许会描绘一些我们这些地道的中国人都不曾看见的历史：一九一四年洋泾浜被填成爱得加路，我们只知道延安中路，可当时这条路的出现大大扩展了租界的地盘。他是英国人，也许还要描绘一下跑马场赌场的情形，而我们只是为乘49路车，在人民广场上走来走去。或者他会像玛格利特·杜拉那样写一些回忆录？这是一段怪异的历史，洋人在租界营造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人伦，又点染他们的生命故事。
然而他们这些发财的生意人，其实并没能给上海留下房子之外的文化上的影响，真正影响了上海的，是法租界容纳并欢迎的白俄，那些随着最后一条从苏联逃出的皇家舰队兵舰来到上海的白俄贵族，他们来到法租界以代替法国。在〃他〃的办公室窗里，我能看到襄阳路上东正教堂蔚蓝的圆顶，那是白俄建立起来的教堂，还有东湖路上的那条红砖的大弄堂，十几栋有俄式宽大窗台的小楼房。
那些来自俄国的旧贵族，当年与法国的贵族联姻，在辽阔的东部欧洲长着白桦林的土地上，说法国话，吃法国菜，穿法国时装，在心里奇怪地装满了对西欧文明的崇敬和向往。然后一场大革命把他们从怀想法国的俄国赶了出来，他们来到上海，过流浪的生活，在心里怀着对法国的向往，和对过去在俄国向往法国、制造法国情调的好日子的双重怀念。他们不学做生意，不为生活艰苦奋斗，不放弃贵族风花雪月的生活方式，在淮海路开真正的西餐馆，在有钱人家里教授训练有素的钢琴和芭蕾，在公部局的交响乐团里演奏出第一流的西洋古典乐，使这支乐团成为世界十大著名乐团。他们在岳阳路上建造普希金铜像，在丽娃丽姐河边当陪笑的女招待，对客人诉说一段公主的短暂历史，通过许多感伤堕落但顽固优美的景象，是他们，最后把那种对西方的怀乡病永远地固定在上海租界文化的中心之中和上海人对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坚持之中，即使是在最禁欲的年代都不能泯灭。
由于上海地铁施工，红砖尖顶楼房前面的花园彻底消失。六十年代时，童年时代的我在路过这里的时候，曾经看到花园里种满了红色的玫瑰，我认识玫瑰花，就是从这个如今消失在地铁站口的花园开始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至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之前，这里一度人去楼空，后来由人民政府征用、出租给中国人的华亭路上，出现了一排由洋铁皮搭建起来的旧货店。旧货店里光线昏暗，堆放着许多旧式的家具和西洋的餐具以及什物。高高的柜顶上放着白底蓝花纹的法式餐具和大水罐，是那种老式的放在卧室里的水罐，裂了长长的发黄的一条纹。角落里还有旧钢琴，乘人不在时，小孩偷偷打开琴盖，发黄的白键是用象牙做的，散发着一种往昔沉默不语但经久不散的气味。当时住在华亭路附近的孩子都喜欢去旧货店玩，特别是那些少有玩伴各自为政的小孩，这旧货摊是他们的博物馆和幻想地。我在当时也属于这样的孩子。那里的许多东西，是作为租界的上海向作为新中国一部分的上海的过渡中戛然而止的生活方式，被请进洋铁皮的旧货摊的，包括那些沉重的、有着铸花的长柄刀叉。接踵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