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堂》第257章

，就是当时的碎话还是谨慎的小心翼翼的，而远没有现在这样放肆。
我猜想，大概就是当时民办教师居多的原因。
并非因为我曾是民办教师而在为民办教师说好话，任谁也不应该否认当年的民办教师只拿着微薄的关注却干着丝毫不少于公办教师的活儿，单从学生的学业成绩看前几名的班级往往都是民办教师任班主任的班级，而且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提及，由于对人身份的认同，大家的心态还算平衡，所以碎话仍是少数。
这就是当时的背景。
严格地讲，碎话虽然是人情绪的一种宣泄，但这种宣泄必是有因由的，也就是说碎话的目的性。
细究起来，当时碎话的唯一指向就是关于人身份的转变。
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其时虽没有大面积的转正却已有转正意向的流露。
按照当时的规则，转正还是按资排辈的，即必需要一定的工龄和职称，而职称则必需要一定的工作业绩做基础。
前两者相对来说还是客观的，而后者则有太多的主观性。所以，后者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常常是碎话的根源。
且不说我之所以没能转正很大程度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只说即使我没能如愿转正也没有太多的碎话，尽管当时为我鸣不平的声音甚为高涨。
并非因为我有过高的风格，除了我所受的教育之外，还有我有所追求的原因。
我们不该否认碎话因无聊而生的事实，追求通常能够转移人的注意力而让人真正忙起来，人只有当真忙起来，才能最有效地抵制无聊，碎话必少，因为人做事必有目标而且必围绕着这个目标去思去想去做。
我的表现，除了阿秀之外，不仅没能赢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反而让我与同事之间愈加生分起来。
说起这个生分，当然不是象小孩子那样只要意见相左就要对骂甚至动起手来之后便是见了面视若不见不说话更有甚者相互吐一口痰似乎才能解气的那种，细品起来颇耐人寻味：他们先是极力地撺掇我去找去闹，仿佛我的事儿就是他们的深仇大恨似的。
我虽觉得比窦娥还冤，但我抱定了主意不找不闹，他们就讥笑我傻。
事实上，不要他们撺掇，我也想去闹去找，而且希望会因此而闹出个结果来。
现实是，我虽然没有做出过分之举，但他们的撺掇无疑已搞乱了我的心神。
在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下我的阿秀，也算是对她的纪念吧：
千万不要被门当户对的美梦所迷惑而以为只有志同道合的人之间才能成为真正的知己，阿秀没有多少文化，当我免不了要拿这个问题唠叨时，她总是柔柔地说，俺不懂，但俺支持你，不管你怎么决定。说着，就会把头轻轻地靠向我，幸福地依偎着我。
每当此时，仿佛就会有一股力量从微抖着的她传向我而让我充满了信心。
应该说，我的平静里便有她的功劳，或者可以说，若是没有她，我当真不知自己将会如何度过那一段——人在踌躇未决的时候免不了要唠叨，这些唠叨无疑有化解情绪的功效，但唠叨必要有对象，阿秀就是最好的对象。正是阿秀，让我总能在最难纠缠的时候安静下来。
还是废话少说，且回到咱们的正题，只说任何话没完没了都会惹人反感，我居然会因为反感而与他们生分起来，虽然或许他们是真诚的善意的。这或许便是碎话的又一特点，而且这生分或许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
其实，也算不得感觉，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人们不再在我面前坦诚布公地说话，凡有我在场的时候，人们或缄口不言或神秘地压低声音。偶尔地由我提起的话题，人们也多是哼哈连声即使我能够意识到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通常也无人接茬，除非谈及工作他们才会重又认真且热情起来。
只有进入到这样的境界我才意识到，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的环境居然是最压抑人的，我很快就无法承受这样的气氛，却又不知如何跟他们交流。
听人说，喝酒是打破这种僵局的最有效方法，所以我决定请他们喝酒。
对我来说，请人喝酒也是不易的，总算来了三二位，也是抱着探究的目的，原来他们早已把我认作了十足的怪物。因此，来的这三二位也都不说话，只顾着吃，而且总在敏感地观察着什么。
虽说我给人以怪的印象，其实我同样不缺少热情。既请人喝酒，就必得劝酒才不失了礼数。这是我们那个地方的规矩。
但任我怎么劝，大家都不肯端杯，直至从不沾酒的我自斟了一杯并一饮而尽之后，大家才放了开来。
凡人沾了酒必话多，而且许多酒前无法说或者不好意思说的话就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这就是我请他们喝酒的理论依据。
果然，几杯酒下肚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其中的某位甚至结结巴巴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其时，学校正禁酒，据说无论谁犯了戒都可能面临被辞退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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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话的这位说着居然又哈哈一笑，颇有点儿滑稽地说道，这下好了，大家都犯了禁，破唇吃面非（谁）也甭说非（谁）了。
其他人也都醉眼朦胧地相互端量了许久，偏巧大家都是面子上经不住酒的人脸均已红的不成样子，于是相视而笑。
而我则更加不堪，只觉得天也转地也转，似乎每个人的脸都变了形。
正常的人无论怎样地丑，他也是正常的，倘若变了形，就已是恐怖了。
但绝少醉酒的人终不同于天天必喝的人，即使醉了，心也是清醒的，不会象逢喝必醉的人那样犯糊涂或者稍有迷糊就会忘事。
正因为此，我能够清醒地听到开头说话的那位的那句“反正都破了禁，要死大家就一起死吧”，而且我能够感觉到他说这话时的心情是放松的丝毫没有通常的破禁之后的恐怖。
我悚然一惊，这人的心态竟然变化如斯！不禁泛起了恍若隔世的感觉，但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跟着喊了起来，对，要死大家一起死吧。这时候，人最忌的就是放松，稍有放松，大脑已是一片空白。
这不是故事，而是我实实在在的一次经历，无疑反映了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心态。对于想要深入研究碎话现象的人来说，我认为必须要了解的。这种心理儿居然持续了好长的时间，而且或许现在仍在持续着。但在我们的那个圈子，到我做了副校长之后已有最大的改观。
当然，所谓的改观并非因为碎话便少了，而是碎话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其时，所有的民办教师都已转了正，而且政策上规定不再招收民办教师。无论如何，大家都变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身份，或者说站到了平等的起跑线上。
按照常理，似乎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儿，而且更多数的人都在可敬地默默无闻地工作。
但问题往往会通过只代表着少数的碎话者反映出来，我曾经因为轻易地就了解到有的人认为教师是最缺少变数而少刺激就会理所当然地乏味的职业而自以为极具做官的天赋。
因此，我就竭力地推动改革企图以增加变数来满足大家，但我很快就发觉自己忽视了“最优秀的教师往往不是最优秀的管理者”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反而那些碎话不断者竟有不少的管理点子，但绝不能让这样的人占了上风，这不单纯因为我竭力推动的改革的失败，而且是校长乃至乡里领导的一惯观点。
我就糊涂了，那么在教育系统内部到底教书者与管理者谁更受欢迎？更多的人自是把目标指向了后者，前者确是经年重复不变的行业，而且业内的人似乎总在绷紧着神经，据有关灵通人士研究，如果抛开谋生的目的，显然前者是最累的行业，原因就是缺少乐趣，其实更根本的却是不恰当的期望日益加重了不公平感所致。
天底下哪里就这么多公平？当时的学校管理者这样认为，就否定了我竭力推行的改革，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导致思想混乱的根源竟是我推行的改革的软弱性，所以制定了更加严厉的制度——一个单位必须要有严厉的制度并靠制度管人。
然而，制度固然是必须的，但谁去落实呢？倘若不去落实，再好的制度又有啥用？管理者？管理者往往把制定严厉的制度作为自己的政绩，而我却认为这是他们在推脱责任，因为凡有责任的谁都不会忽视这样的事实：
人心既已到了如此的程度，倘若偏遇上敢于跟制度挑战的人又如何？回答当然容易做出，然而你当真要开除他吗？他说，扣了我工资，让我没饭吃，谁敢？难道他家里人的都不吃饭？我正懒得做了。
大问题？什么大问题？现在就没有大问题，大不了调我另一个镇，我巴不得多拿工资呢。
制度约束的似乎永远都是恪尽职守的多数人，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