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业风云》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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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初试新政
我已经暗下决心，要进行改革。 在中国，最难的事情，便是改革。因为改革，就必须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十分重要，甚至是你改革不得不依靠的力量。 我很清楚中国历代改革者的下场—商鞅变法，前后二十年，才使新法在秦国扎根，商鞅自己却落得个车裂的下场；宋朝王安石变法，虽然得皇帝大力支持，却终究没有成功，反被后世某些人评价：“不改要完蛋，改了完蛋得更快”；明朝张居正，生前显赫，死后却无比凄凉，被开棺戮尸；清代的“百日维新”，更叫人不堪回首。只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那场改革，取得不小成绩，但是直到我离开的二零零八，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也还在继续。 所以，我很清醒地提醒自己，不可操之过急。正所谓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作为从一千多年后重生而来的人，我自然是懂得一些民主的。 不过我却未想对公元六一三年（阳历或者该是六一四年？我却不清楚）来一场民主改革。 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是大隋还不具备建立民主社会—不论是议会制民主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让生活在公元七世纪的人去理解什么叫做民主，是不可能的。 其实，很重要的，当一个人突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让他放弃了，去革自己的命，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并且，对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流落”至此的我来说，皇帝的权力，是我最好的护身符，也是我推行改革的依靠。权力，实在是一件有魔力的东西，只要一个人的智商不是太低，哪怕是放牛娃甚至最底层的乞丐出身，一旦拥有，都不会轻言放弃，而个把月下来，居然也常常无师自通地使的有板有眼。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这一年多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即将到来的大业十年，确实称得上“形势一片大好”。 中国的古代，改革多是被叫做“变法”。不过我倒不想使用如此具有“杀伤力”的名称，凡事重实不重名。我要实行的，是“大业新政”。中国古代的皇帝，要实行“新政”，一般是要“改元”—换个年号的，我倒觉得“大业”这个年号，其实很不错。 我迈出的第一步，是决定大业十年开科取士，也就是所谓的“科举”。 其实中国的科举制度，正是从隋朝开始的，早在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开“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首开中国科举的记录。杨广登基后，更是在大业三年（六零七年）开设了“孝悌、德行、节义、操履”等十科，其中有两科，还是武举，并首创“进士”，确立了“依试策取士”的原则，使科举开始走上制度化。只是前两年，杨广一心都扑在讨伐高句丽上，以致有所荒废，而我这一年多来，因为缠身的事情太多，也还未曾顾及此事。 科举如果按现代的标准，当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但是放诸一千四百年以前，它绝对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之一，它意味着，做官，不再凭借出身而是看重才能，普通人也可以有一条不需使用暴力就进入国家权力圈的道路，尽管这条路很窄。 我之所以选择科举作为改革的第一步，是因为我需要一批“新官僚”，作为协助我改革的政治力量，与那帮注定会反对改革的“旧贵族”抗衡。同时，启动科举，虽然是革新吏治的第一步，但我预期它遇到的阻力还会小些，因为在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