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抗日上海滩》第311章

直到汪伪政府，受到日本人指使，将脏水泼向魏特琳。魏特琳精神失常，返回美国为止。
一九四零年，汪伪政府掌握的《紫金山晚报》。刊登文章《真正的罪犯》，将话题引向魏特琳。文章中称：“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将事实掐头去尾，混淆是非。真正的史实，其实就是后世电影《金陵十三钗》故事的原版。
在日本人进入南京后，一九三七年平安夜。日本军队的一个高级军官对魏特琳明确表示：“我们要从一万名难民中挑选一百名妓女！”
如果魏特琳不答应，事情的后果显而易见，日本人并没有说要抓平民，只是要“挑选妓女”而已。一旦魏特琳拒绝。日本人便有了动手的借口，到时候，伤及的恐怕便不止一百人了。
毕竟，魏特琳只是一个女子，对日本人的威慑力并不强。据后世难民回忆，还曾经有日本士兵扇过魏特琳的耳光。魏特琳无奈下。只能答应：要求日本人：“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
“自愿”这两个字不只是说说而已。需要慷慨赴死的气概。如同电影中所演，在魏特琳向收留的这些中国女子传达了这个消息后，有二十一个曾经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中国女子站了出来。并被日本人的卡车拉走。
原本，这件事情只是魏特琳用各种方法，应付日本人各种要求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而已。但是，经过有心人去除因果的加工，就变了味道。金陵女大的实际负责人丹尼森夫人十分震怒。根本不听魏特琳的任何解释。
文章登报几天后，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随后，魏特琳便辞去了工作。数年艰辛付出，换来他人的误会与不解。心结难解下，魏特琳得了抑郁症。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四日，魏特琳返回美国治病。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魏特琳在美国自杀。
魏特琳寄回美国的日记，直到后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在整理档案资料的时候，才在众多废弃资料中，找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随后，魏特琳的日记才收到人们重视。
到了后世九十年代，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图书管理员，才鉴于魏特琳日记所具有的、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将其制成缩微胶卷，公诸于众。
余生知道此事，但是，当年在上海滩时，其羽翼未丰，根本管不了什么。等到到了美国，羽翼渐丰时，魏特琳早已过世。在余生和青小艺前往日本，离开美国时，便已经对手下的人吩咐了下去，一定要拿到魏特琳日记的原稿。
至于出版所得，可以全部交给魏特琳在世的家人。经过几个月顺藤摸瓜的寻找后，余生终于获得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在翻译后，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同时上市。序言上只有魏特琳墓碑上的四个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当然，在中国人遭受日本军队屠杀的时候，出头的日本人并不只约翰马吉、约翰拉贝和明妮魏特琳三个人。正如后世之人评价——南京的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遭到彻底的屠杀，就是因为还有那么一二十个挺身而出的外国人。
虽然这些人即便离开，也不会有人责怪，因为他们对这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本就没有义务和责任。对这些中国人有义务和责任的人，身在千里之外。
所以，只要能留下帮助中国人的，都应该算是生性善良。正如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所写：“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战争考验人性，这些人应该算是至善之人。
对于这些有名或者无名之人，余生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从约翰马吉和约翰拉贝处，要来当年在南京曾经帮助过中国人的外国人名单，让手下的人逐一寻找回报。
并且，邀请这些人撰写回忆录。将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揭一个底朝天。
《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九百三十六证人言》三套书，在中国面世后，销售的极为火爆。毕竟这件事情太大，想忘也忘不掉。而且，这三套书，占着一个大义的名分。
即便没有华丽的辞藻，也必成经典。
第二百五十六章　溥仪
随着三套书的销售，在中国的全面铺开，余生这个名字也不胫而走。如今的余生，不再仅仅是电影导演，或者一个娱乐圈的大佬，而是一个既有钱，又有爱国心的顶级名人。无论是从作品，还是从影响力来看，如今的余生，都算是国内娱乐圈的第一人。
名气和老蒋都不相上下。而国内的报纸也对余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中国做过的事情，做了连篇累牍的详尽报道。从满世界撒网，为中国寻找证据，到后来的千人宣誓，再到找到约翰拉贝和明尼魏特琳的日记。
事无巨细，简直如同一部传奇大戏。
而中国人喜欢热闹的本性根深蒂固，余生的故事和八卦中，有他们喜欢的一切元素。所以，茶余饭后，这些底层的人讨论最多的，不是老蒋，而是余生。
当然，余生知道国人的秉性，所以，也无可奈何。任由众人评说去。只是，余生不会让其他同样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有所贡献的人的功绩埋没。所以，国内的许多报纸，在报道余生的同时，也报道了梅汝璈、向哲浚、裘劭恒等人。
虽然这些人都算是精英学霸，所学的法律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太远，远没有余大才子接地气。不过他们的事迹，也就此传扬开来。至少获得民众的敬重，在自己的履历上狠狠的添上一笔，是不成问题的。
而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贡献最大的，除了余生之外，不是向哲浚或者梅汝璈，而是裘劭恒。正是此人的寻访，找来了真实历史上的许多证人，包括尚德义、伍长德、罗伯特·威尔逊、约翰马吉等关键人物。
而此人虽然没有余大财主的财力，但是找到的有关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加起来也有一尺多高。在真实历史上，全凭此人的努力。中国人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的审讯中险胜。
而裘劭恒最主要的功绩，是说动了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整整八天。创下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
而说动溥仪出庭作证，并不容易。正如后世裘劭恒回忆说：“他（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
“他（溥仪）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一直被羁押在苏联伯力看守所的溥仪，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身后跟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为日本人入侵中国作证。
这一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旁听席和记者席上的黄牛票价，和余生出席时相等。溥仪出庭，轰动东京和世界。日本《朝日新闻》，形容溥仪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同样，溥仪也要走从直讯到反诘的这一作证程序。溥仪介绍自己说道：“我出生在北京，名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
随后。是直讯的主要内容，溥仪回忆自己的过往，以及日本人入侵中国的一系列事情：“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一九一一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
虽然溥仪是末代皇帝，但是，此时早已全无心气可言。此时老蒋当政，溥仪若不是狠拍老蒋的马屁。自觉后果堪忧。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