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44章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荣昌的，国鋕比我早去两、三天。这是国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夫比国鋕约长一、二十岁，因二伯无后、自幼过继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见面。我们在郭家是作客，国鋕说是陪我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当地大财主，人住在县城，乡下有许多土地，还有碉楼之类。我和国鋕商定，只能在县城呆两天，然后就说同去乡下玩耍，国鋕借故留在乡下，由我返回县城内来等候与组织联系，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是否回重庆的问题。无论是国鋕和我都没料到事情发展地如此迅速，绝没想到冉益智已经被捕而且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还在研究着各种方案、准备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是漆黑的，国鋕已经发觉了特务包围了住处，立即跑出郭家后花园，到了城墙的缺口处，试图再次逃脱。但特务们已是层层包围……我躺在床上，听到院内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众多的跑步声，只听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这时一动也没有动，只盼望国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务随即闯进我的卧室，掀开蚊帐，喝令我起床，拿着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么名字，押着我就往外走。这时，这街上没有行人，特务将我押进荣昌县政府，我听到国鋕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抓人　？＇…＇”进入一间屋子时，我看见国鋕已先到这里，手上戴着手铐。
特务们没有在荣仓停留，当即将国鋕和我押进一辆小轿车。我俩在后座的中间，两边各一个特务，司机旁边还有一个特务。这时，我才注意到马路上有很多持枪的家伙，我们坐的这辆车前后还有吉普车、卡车……车向重庆方向驶去。我在想：究竟是谁叛变了？我仔细地回忆几天来的一点一滴每一个细小情节，可我这天真、幼稚的脑袋，怎么也没有想过国鋕的上级、我的入党监誓人……。我是那么真诚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被捕，我感到没有尽到保护国鋕的责任，我难过……。当我想着、凝视着他的时候，他是那样镇静、安详，他艰难地伸过戴着手铐的左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轻声地说道：“小东西！坚强些！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这时，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样给我巨大的力量，我似乎是幸运地还在他身旁。这是我们最后能紧紧地靠在一起的时光，让温暖永远留在我们身上吧。他旁边的一个特务拿出一张照片向我们中间递来，向着国鋕说道：“少爷！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这个也是吗？”特务用手指着照片，同时奸笑地望着我，我已经看清了照片上是谁，国鋕淡淡地“哼”了一声，向着我深情地一笑，我也领悟地笑了。我们笑着，我们笑得那样香甜，仿佛不是在囚车上……
刘国鋕和他的心爱之人就这样一起被特务逮捕了。徐远举兴奋不已，以为可以用他的那套对付共产党的本领，让这位“七少爷”招供，结果刘国鋕又同许建业一样是位铁骨铮铮的对党赤胆忠诚的革命者，根本没有让特务们获得丝毫有用的东西，反而在监狱里与其他同志一起不断组织革命志士进行各种斗争，令特务们伤透脑筋，这也使得刘国鋕成为了《红岩》小说中让人难忘青年英雄——刘思扬的原型人物。
这当然是后话。
我们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当许建业被抓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发生在敌我之间一场场生死搏弈吧。
这些日子，特务头目徐远举和他的爪牙们的神经实在是太亢奋了，他们每天都像一头头饿狼在四处寻觅“猎食”——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显然，抓获许建业这样的地下党重要人物，还有生擒有特殊背景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等人，小特务们已经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从已经抓获的“共党”的人数来看，尤其像任达哉等这样的“软骨头”配合下，他们便足可以到上司面前邀功授赏、把腰包装得鼓鼓的了。但特务头目徐远举则想得更远、更恶毒——“共党”的厉害并不在于人数多少，最关键是他们的组织，只要组织存在，哪怕是还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跟你斗争，最后输的肯定是国民党，这一点效忠了蒋介石国民党近二十年的徐远举体会深切。
“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我们想睡安稳觉，光看到抓了那么多共匪人数，绝对不是最后的胜利。如果能把许建业、刘国鋕这样的嘴给敲开，或者抓到比他们还要大的鱼儿，那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弟兄们，大家加把力，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争取将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那个时候，我到毛局长甚至蒋委员长那里给你们要钱、要官！”15日晚，徐远举在自己的办公室，把手下的几个得力部下召到身边，着实鼓动了一番。特务们临散去时又得令：“明后天是关键，我们要内外分头行动，争取有根本性的突破。”徐远举说。
“长官放心！保证收获！效忠党国！”特务们在主子面前一个个争相表现。
六
读者自然还记得那个同刘国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银行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后，老虎凳上没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上级“老张”给招了出来，但余不知道“老张”住在何处。
“这是真的？”特务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点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压。”这时的余永安在怕丢性命面前，倒是对敌人显然特别“忠诚”，他说这样的硬话还真让特务们相信了他。
“那无论如何你得把‘老张’给我们引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说过的话……”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头。
4月16日，余永安的“运气“来了，他老婆从家里给他打电话——这也是特务们设下的一个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并供认了，为了避免地下党组织和“同党”发现，或者看你若不“老实”，就拿你家人的性命来办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远举在对付共产党时自己发明的招术，他徐远举对此曾颇为得意地总结成“经验”。
“老张今天约你到北碚接头……”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电话过来。余永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务们报告。
“老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已经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务们的要求又给老婆回了一个电话，寻问道。
“没有。我啥都没说嘛！只说你到了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了。”老婆说：“可老张好像很着急，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与他见面。”
“知道了。”余永安和特务们觉得没有破绽，便当晚押着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中共重庆地下党来说，这一天是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同时成了可耻的叛徒，彻底导致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的瘫痪和一大批地下党员落入敌人魔掌的悲剧……
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个主要领导的叛变，让特务们欣喜若狂，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则为此付了血的代价！
我们先说那个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带着特务抓到那个“老张”和化名“老张”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的丑恶表现吧——
17日。重庆北碚。
余永安若无其事地像以往一样在街头转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务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张”出现了。“老张”立即被特务们一拥而上逮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老张”想反抗，但没有力气，几个特务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还有，那个站在特务一边的余永安红着脸站在一旁，使“老张”异常愤怒地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鬼儿子”出卖了。
“老张”被特务们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领头的特务找来几支筷子，然而上前朝“老张”脸上“劈啪”两记耳光，二话不说，又捉住“老张”的手指，动上了“夹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张”痛得哇哇大叫。
特务一见妙头不对，他们怕惊动四周，便上来两个人将“老张”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过枕头、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头。
“嗯！嗯——”“老张”顿时感到气短胸闷，头脑昏沉，死亡的恐惧仿佛一下子笼罩全身。“老张”立即意识到必须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他不禁浑身颤抖，两手慌乱地摇摆，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叫道：“不要……我……说……全部说！”
特务一听大喜，松开手?